從車師前部往西，除焉耆、危須、尉犁外，還有一些城郭部族分佈在北道沿線，它們是（由東而西）：渠犁、烏壘、輪臺（即輪頭）、龜茲、姑墨、溫宿、疏勒。這些部族，自張騫通使西域，特別是武帝臣服大宛之後，均從匈奴奴隸主統治之下獲得解放，歸屬漢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漢在輪臺、渠犁設立使者校尉，施行屯田，為來往使者和駐軍提供糧食等必需品。使者校尉是漢朝軍隊和政府官員常駐西域的第一個權力職務。輪臺、渠犁扼北道之中部，地位顯要，它在政治上、經濟上為北道的安全暢通提供了保障。以後漢朝在烏壘（在輪臺、渠犁間）設立西域都護的治所，顯然是考慮到這一帶幾個部族社會狀況的變化，以及使者校尉屯田駐軍和經營管理的良好基礎［62］。龜茲等部族對漢朝的統治是積極響應的。前面提到過“龜茲王絳賓樂漢衣服制度”一事，即表明這一帶的社會文化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而漢道交通在這裡得以貫通和發展，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

這條道路的西端大部族之國為疏勒。據《漢書·西域傳》，此地有人口近兩萬，擁兵兩千，儼然是西域大國。又“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商業交通十分發達。此地自歸西域都護統治後，經濟發展極快，至東漢時，人戶勝兵均增十餘倍［63］。疏勒在西漢時屬北道［64］，但以後南道之莎車有分道至疏勒。東漢時，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線可通此。《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蔥嶺之東，“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65］。伽舍羅逝即疏勒［66］。學者亦有認為古代西方典籍中的Seres即指疏勒，因為兩漢時疏勒是中亞交通中心，是絲綢西去的轉運站［67］。從對音和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此說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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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10）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北緣諸部族的歷史概況，可以看出，漢代社會的對外開放，不光是因為中原的對外開拓，也包括了西域民族國家社會進步的力量。在排除了匈奴落後社會制度和生產關係的羈絆之後，這一地區很快就連成一條暢通的交往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漢政府先後設定了輪臺、渠犁的使者校尉、烏壘的西域都護和車師的戊己校尉，這些都是鎮護西域的重要官職，表現出這條道路對於西域交通的建設和漢代國家的統一，有極大的意義。

（六）塔里木盆地南緣諸城郭部族

塔里木盆地以南，由東而西，共七國，它們是：樓蘭、且末、精絕、扜彌、于闐、皮山、莎車。它們的社會特點比較相近，在中西交通（南道）的開闢和發展上，所起作用也一脈相承。現摘要述之。

南道東端，以樓蘭最為大國，其地位頗似北部的姑師。據考，樓蘭東西達九百千米，其東部之樓蘭，西部之尼雅，均為重要城市。尼雅被譽為“東方的龐培城”。斯坦因於1906年在尼雅遺址中發現佉盧文（Karoshthi）牘524枚，中有“Kroraina”［68］之文，疑為樓蘭對音，又以為《史記》中“樓蘭”二字為譯音，待考。樓蘭故城，在羅布泊西北，古疏勒河在此注入泊中。這一優良的地理位置，對於樓蘭的經濟發展和以後西域南道的繁榮都有重要影響。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探險家、軍事家和旅行家，如張騫、班超、法顯、玄奘、馬可·波羅等，莫不在此留下足跡。樓蘭與月氏故地毗鄰，此二民族當時必互有來往。月氏西遷以後，漢代開拓交通，南道又以樓蘭為東始，以月氏為西盡，這無論是否巧合，其中存在歷史的有機聯絡，是不難設想的。

《漢書·西域傳（上）》記載，樓蘭少田，“仰谷旁國”。可知它在經濟上對東方的農業有依賴性。至於考古發現其遺址有麥、糜秸稈和粒殼［69］，則說明當時亦引進了農業生產的技術。樓蘭“有驢馬”，出玉，還有其他手工業產品，皆為中原地區所稀缺。加之樓蘭東陲接漢，故武帝時代漢朝對西方開拓，一開始就波及這裡，並以之為南道的一大根據地。昭帝時，更其名為鄯善，正式納入漢朝版圖。這裡的文明生活，自此始發生重大變化。一些研究家認為，“在鄯善附近地方及車師地方的住民，依西域人骨骼的研究，知道頗適合於伊蘭人種型”，“他們經營其城郭生活，開展農工商業，而成為有意義之文化生活，自漢初直至唐代”［70］。茲不論其人種，它的社會生活，因中西交通的關係，受漢族文明極大影響，是一定的［71］。昭帝時，應鄯善王之請，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