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諾並非壞人，證詞對雷諾有利。

為什麼找到楊、孫二位呢？雷諾擔任醫藥補給職務，他們和雷諾常有業務來往。

二十二日，進入高潮，英語稱cross　examination；即對質之意，官司的成敗、是非，在此一舉。被告如能延聘到舌燦蓮花的辯護律師（trial　lawyer），反覆質詢，黑白混淆，有罪可以無罪，重刑可以輕判。這樣的例子，在美國多如牛毛，連行刺里根總統的兇手，都能以“神經失常”判決無罪。美國司法之兒戲，可想而知。然而，熟悉戒嚴法和大清律例的中國人，怎麼能理解呢？答辯過程，就中國人的感受，雷諾怎麼可能無罪呢？據在場記者的記錄是這樣的：

“第三日（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半開庭，這一節是此劇最高潮，雷諾被檢查官盤詰得數度支吾其詞，並且前後供詞矛盾，因雷諾最初供稱劉自然系以木棍又說煙桿，但此日又改稱‘那根木棍看來似鐵條’，檢察官並詢雷諾何以不先發槍警告，為何射其要害？兇手並當庭表演殺人時之不同姿勢，檢察官泰波特上尉並詢兇手去年在住處是否毆打過一個郵差？兇手承認是事實，檢察官再問‘那郵差是中國人嗎？’兇手答：‘不，他不是中國人，是個臺灣人！’此語一出，在場之中國人大感遺憾，旁座之美國人亦相顧愕然。

這一庭最精彩邵分是被告辯護律師斯蒂爾上尉著重詢問被告學歷、經歷、從軍經過、戰績，使兇手搬出若干獎狀、獎章，並發表其輝煌戰績之報告，他是一位勇將，在韓戰期間由釜山打到鴨綠江以南三十英里處，陪審員象聽一段英勇的戰爭故事。檢察官繼問出兇殺案發生時的室外燈光的問題，於是兇手乃又從容置答，庭諭當晚九時赴陽明山勘查燈光。＇9＇

二十三日，上午九時開庭，十點十分，辯論終結，法官宣讀案情綜迷後，要求陪審員用良心投票，不受典論影響，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十一點正，法庭的門，予以封閉，全體陪審員進入密室從事栽決投票。

依據美國軍法規定，經軍事法庭宣判無罪後，檢察官不得提請上訴。判決須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因四人迴避，三分之二，即六人以上，可投票定案。

十二點五十五分，陪審員經過一小時四十分的磋商決議，菲爾德上校，宣佈開庭，獲得結論，旋即宣稱：‘本案被告雷諾被控任意殺人，經本法庭陪審團審訊調查結果，投票表決，宣判無罪。’

在法庭旁聽的美軍人員及眷屬對判決立即報以熱烈掌聲，坐在第三排長椅上的劉妻奧特華，‘則泣不成聲，幾至暈厥。’

美國的法律程式，承襲大英帝國，假定被告無辜，而由檢方蒐集證據，使被告無所遁形，最後定讞。法官扮演的角色，僅在審訊過程中，負責兩造律師訊問證人時，不逾越法律的軌道，好比一個會議討論表決的主席，但非會議決策的最後主宰。陪審員作出仲裁，法官依法判罪，憑其主觀好惡，在特定的刑期內，有所伸縮。因此，本案的關鍵，乃繫於陪審員的選擇，要問陪審員中有無少數民族在內？陪審員有無強烈的種族主義者？臺灣當局在本案開庭前，應延聘在美國執業的律師（ABA會員）參與全部作業，那位雷諾就不可能如此輕易過關。

中國方面，不此之圖，僅從外交途徑、輿論攻勢上下手。合理的解釋，包括在美國念高中、大學的葉公超在內，對美國的法律知識，瞭解得極其有限，也可能出於疏忽的因素。

純依中國人的心理處境、價值系統、原始情感、歷史文化，‘殺人者死’，是一種千年不變的定論。至於‘自衛殺人’，聞所未聞。進而英美法律的作業方式、內容，和中國的“六法全書”、審案程式，有什麼差異？誠如殷海光教授所說，沒有人願意作‘無色彩的思考’（colorless　thinking）。＇10＇憑直覺的刺激，主觀的反應。美軍法庭說雷諾無罪，臺灣的一千六百萬中國人，就認為是‘一齣戲’，‘審判過程有失公平’。

最足以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心聲的，是下面一段話：‘捨去一切條約法律條文不談，殺人者無罪，這是每一箇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我國法律與英、美法律誠有不同之處，但立法觀點不致是鼓勵殺人者無罪。’”＇11＇

這位記者先生的說法，顯然沒有透過理性的思考，沒有研究對方的法律精神，是人云亦云的情緒主義者。西方法律，固不鼓勵殺人（全世界沒有這種法律），殺人者死，在死刑免除以前，和中國的殊無二致。但致人死地，比較慎重，其中涉及人權思想，即使一切證據齊全，亦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