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日本戰犯，是前陸軍將官，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機關開始調查時，也許是由於他怕，也許是由於敵視，是從他嘴裡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他還沒放下自己的將官架子。但是這次在法庭上，他承認了指揮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浚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體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家戴莊屠殺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認了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後，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過去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人，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他又說，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確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儘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麼辯護餘地，可是法庭還是派了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幾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過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者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有個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訴處分而被釋放。我的三妹夫曾翻過一封從日本的來信，是和這位大住同船回國的一個戰犯寫的，信裡提到日本記者知道了這個大住在監獄裡被他的部下（也是戰犯）追問過去的罪行時，很是惱怒，所以在船上訪問了他，希望他說點和別人不同的話，因為戰犯們對新中國的稱讚和感激，已經使某些記者早不耐煩了。他們從大佐的嘴裡並沒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東西，記者問他：“你為什麼還是說那些話？你現在還怕中國嗎？”他答：“我現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對中國有什麼怕的？我說的不過是事實罷了。”

三妹夫曾經擔任過病號室的組長，他遇見過一個住病號室的日本兵戰犯，他整天搗亂，不守監規，經常找護士和看守員的麻煩。到宣佈了釋放，開送別會的時候，他忽然哭了起來，當眾講出了自己的錯誤。還有個病號，雖然不像這個小兵那樣搗亂，也是根本不想認罪的。他得的是直腸癌，因病情惡化把他送到醫院裡去急救，動了兩次手術，做了人工肛門，而且醫生為他輸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後，他在一次大會上，當眾敘述了他過去如何殘殺和拷打中國人的罪行，又對照了中國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搶救了他。他在臺上一面哭一面講，臺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聽……

有一天，我們平整場地、修建花壇，從院子裡的土坑裡挖出了一具白骨，頭骨上有一個彈孔。學過西醫的老元和老憲都判斷死者生前是一個少女。後來，老萬翻譯了一個日本戰犯的文章，這人是從前撫順監獄的典獄長，他描述了那時關押愛國志士時的地獄景象：那時這裡只有拷打聲、鐐銬聲、慘叫聲；那時這裡又臭又髒，冬天牆上一層冰，夏天到處是蚊蠅；那時每個囚犯每天只給一小碗高粱米，還要終日做苦役，許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說：“現在這裡只有唱歌聲、音樂聲、歡笑聲，如果有人走到圍牆外，決不會想到這裡是監獄；現在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紗窗，過去苦役工廠成了鍋爐房和麵包房，從前愛國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現在成了醫務室的藥房，從前的倉庫現在修成了浴室，現在他們的人格受到尊重，他們每天可以學習，可以演奏樂器，可以繪畫，可以打球，誰會相信這裡是監獄？”他說：“現在中國正在建設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事業，讓我們走正當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戰犯寫的文章中都說過，當他們被蘇聯送到中國來的時候，是恐懼的，是不服氣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樣，剛來的時候只會用自己的思想方法來推測，完全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看到修建鍋爐房時，以為是蓋殺人房，看到修建醫務所、安裝醫療裝置時，以為也像他們乾的那樣，要用俘虜做試驗。還有人把寬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軟弱。有個憲兵，在剛從蘇聯押到中國時是被日本戰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終日大聲叫罵。所方找他談話，他側身站在所方幹部面前說：“我是蘇聯軍隊俘虜的，你們有什麼資格來問我？”所方的人員對他說：“我們中國人民並沒有請你到中國來殺人，但是有權利來向你追究你的血債！現在沒資格說話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來應該給人類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麼呢？”他還以為要給他動刑，再給他一次逞硬的機會，可是就叫他這樣去了，再沒理他。不久，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的訊息接二連三地傳來了，他再也不鬧了，因為他知道了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