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難保別人不知，寫吧，這件並非日本人授意的舉動（那時吉岡正稱病不露面），是否會引起檢察人員的懷疑，不相信我是處處受著吉岡安直襬布的呢？如果檢察人員發生了誤會，我所交代的全部歷史就變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後決定，不能寫的太多，壞事少寫一件不算什麼，把這件事也算到吉岡安直的賬上去吧。

寫完了，我又考慮寫得太少也不好。於是我把能寫的儘量寫詳細。寫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儘量地寫檢舉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著檢察人員的傳訊。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著審問時候的場面。檢察人員跟所方人員一樣不一樣？兇不兇？是不是要動刑？

在我腦子裡，審問犯人是不可能不厲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宮內府裡對待犯過失的太監、僕役，就向來離不開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說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從前對待別人那樣打我一頓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經認為，住共產黨的監獄如果受不到野蠻的虐待是不可能的。進了管理所之後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這裡不打人、不罵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來，一貫如此，按說我不該再有什麼懷疑，可是一想到審問，總還是不放心，因為我認為審問就是審問，犯人不可能跟問官一致，問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結果自然會僵住，自然是有權威的問官要打人，這本是無可非議的。

我在這些念頭的折磨下，過了十多天寢食不安的日子。終於等到了這一天，看守員來通知我去談話。

我被領進中央甬道里的一間屋子。這間屋子大約有兩丈見方。當中有一張大書桌，桌前有個茶几，放著茶碗茶壺和菸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後。他們示意，讓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麼名字？”那中年人問。

“愛新覺羅·溥儀。”

他問了年齡、籍貫和性別。那個青年的筆尖，隨著我們的談話“嚓、嚓”地在紙上動著。

“你寫的坦白材料我們看了，”那中年人說，“想聽你當面談談。你可以抽菸。”

就這樣開始了。中年的檢察員從我幼時問起，問到我被捕。我都說完了，他對我點點頭，樣子好像還滿意。

“好吧，就談到這裡。以後趙訊問員可能有問題問你。”

總之，這種訊問的氣氛是頗出乎意料的。我心裡少了一個問題。

第二次訊問，當我發現屋裡只有趙訊問員一個人的時候，不禁有點失望。我坐在這位訊問員面前，注視著他的年輕的面龐，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嗎？他弄得清楚嗎？他能明白我說的話是真的？他正當血氣方剛之年，有沒有脾氣？如果別人瞎檢舉我，他信誰的？……

“有個問題要問你一下，”他打斷了我的思路，問起我在偽滿時頒佈敕令和詔書的手續問題。我照著事實做了回答。在談到一項敕令時，他問我在頒佈前幾天看到的，我想不起來了。

“大概是一兩天前，也許，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說，“你想想，幾時想起幾時說。現在談另一個問題……”

在這另一個問題上，我又記不起來，僵在那裡了。我心裡不免暗暗著急：“我又想不起來啦，好像我不肯說似的，他該火了吧？”但是他並沒發火，還是那句話：“這且放一邊，你想起來再說。”

後來，我終於對這個年輕人完全服了。

已不記得那是第幾次訊問了。他拿出一份我寫的檢舉材料，放在我面前，問我：

“你寫的這個檢舉材料上說，在日本戰犯、前偽滿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的策劃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東北糧食一千六百萬噸。這件事說的太不具體。是一年嗎？是哪一年？一千六百萬噸的數字怎麼知道的？你再詳細說說。”

我怎麼能知道呢？這不過是我從同屋的兩個偽大臣談天中無意中聽來的，我自然不敢把這件事說出來，只有學一下蘇東坡的“想當然耳”，說日寇對東北財富，無不盡力搜刮，糧食是產多少要多少。說到這裡，訊問員攔住了我：

“東北年產糧食多少，你知道嗎？”

我張口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這條檢舉的根據是什麼？”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說出了這條馬路情報的來源。

“那麼，你相信不相信這個材料？”

“我，……沒什麼把握。”

“哦，連你自己也不信！”訊問員睜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