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遊了一次奇境。什麼華盛頓、拿破崙，瓦特發明蒸氣機，牛頓看見蘋果落地，全不知道。關於宇宙，也超不出“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閒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些閒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裡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裡，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餚。

我讀的古書不少，時間不短，按理說對古文總該有一定的造詣，其實不然。首先，我念書極不用功。除了經常生些小病借題不去以外，實在沒題目又不高興去唸書，就叫太監傳諭老師，放假一天。在十來歲以前，我對毓慶宮的書本，並不如對毓慶宮外面那棵檜柏樹的興趣高。在毓慶宮東跨院裡，有棵檜柏樹，夏天那上面總有螞蟻，成天上上下下，忙個不停。我對它們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時常蹲在那裡觀察它們的生活，用點心渣子餵它們，幫助它們搬運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飯。後來我又對蛐蛐、蚯蚓發生了興趣，叫人搬來大批的古瓷盆缸餵養。在屋裡唸書，興趣就沒這麼大了，唸到最枯燥無味的時候，只想跑出來看看我這些朋友們。

十幾歲以後，我逐漸懂得了讀書和自己的關係：怎麼做一個“好皇帝”，以及一個皇帝之所以為皇帝，都有什麼天經地義，我有了興趣。這興趣只在“道”而不在“文”。這種“道”，大多是皇帝的權利，很少是皇帝的義務。雖然聖賢說過“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視臣為草芥，臣視君為寇仇”之類的話，但更多的話卻是為臣工百姓說的，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書《孝經》裡，就規定下了“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的道理。這些順耳的道理，開講之前，我是從師傅課外閒談裡聽到的，開講以後，也是師傅講的比書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師傅的古話給我的印象更深。

許多舊學塾出身的人都背過書，據說這件苦事，確實給了他們好處。這種好處我卻沒享受到。師傅從來沒叫我背過書，只是在書房裡念幾遍而已。

也許他們也考慮到唸書是應該記住的，所以規定了兩條辦法：一條是我到太后面前請安的時候，要在太后面前把書從頭念一遍給她聽；另一條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後，由總管太監站在我的臥室外面，大聲地把我昨天學的功課念幾遍給我聽。至於我能記住多少，我想記不想記，就沒有人管了。

老師們對我的功課，從來不檢查。出題作文的事，從來沒有過。我記得作過幾次對子，寫過一兩首律詩，做完了，老師也不加評語，更談不上修改。其實，我在少年時代是挺喜歡寫寫東西的，不過既然老師不重視這玩藝，我只好私下裡寫，給自己欣賞。我在十三四歲以後，看的閒書不少，像明清以來的筆記、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歷史演義、劍仙快客、公案小說，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等等，我很少沒看過的。再大一點以後，我又讀了一些英文故事。我曾仿照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編造了不少“傳奇”，並且自制插圖，自編自看。我還化名向報刊投過稿，大都遭到了失敗。我記得有一次用“鄧炯麟”的化名，把一個明朝詩人的作品抄寄給一個小報，編者上了我的當，給登出來了。上當的除了報紙編者還有我的英國師傅莊士敦，他後來把這首詩譯成英文收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以此作為他的學生具有“詩人氣質”的例證之一。

我的學業成績最糟的，要數我的滿文。學了許多年，只學了一個字，這就是每當滿族大臣向我請安，跪在地上用滿族語說了照例一句請安的話（意思是：奴才某某跪請主子的聖安）之後，我必須回答的那個：“伊立（起來）！”

我九歲的時候，他們想出一條促進我學業的辦法，給我配上伴讀的學生。伴讀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兩銀子摺合的酬賞，另外被“賞紫禁城騎馬”①。雖然那時已進入民國時代，但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做是巨大的榮譽。得到這項榮譽的有三個人，即：溥傑、毓崇（溥倫的兒子，伴讀漢文）、溥佳（七叔載濤的兒子，伴讀英文，從我十四歲時開始）。伴讀者還有一種榮譽，是代書房裡的皇帝受責。“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書不好的時候，老師便要教訓伴讀的人。實際上，皇弟溥傑是受不到這個的，倒楣的是毓崇。毓慶宮裡這三個漢文學生，溥傑的功課最好，因為他在家裡另有一位教師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