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宮內府大臣寶熙、侍從武官長張海鵬、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衛處長工藤忠、侍衛官熙侖免（熙洽之子）和潤良（婉容之兄）等人，以“總理大臣”鄭孝胥為首的文武百官列隊向我行三鞠躬禮，我以半躬答之。接著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遞國書和祝賀。這些儀式完了，北京來的宗室覺羅（載、溥、毓字輩差不多全來了），以及前內務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禮。當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禮的。

關內各地遺老，如陳夔龍、葉爾愷、劉承幹、朱汝珍、蕭丙炎、章囗、黎湛枝、溫肅、汪兆鏞等等，都寄來祝賀的表章。上海的大流氓頭子常玉清，也寄來奏摺向我稱臣。

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宮雍仁代表天皇前來祝賀，贈我日本大勳位菊花大緩章，贈婉容寶冠章。

胡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權利一樣也未到手，而我已經昏昏然了。七月間，我父親帶著弟、妹們來長春看我。我對他的接待，足可以說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

他到達長春的時候，我派出了宮內府以寶熙為首的官員和由佟濟煦率領的一隊護軍，到長春車站列隊迎接。我和婉容則在“帝宮”中和門外立候。婉容是宮裝打扮，我是身穿戎裝，胸前掛滿了勳章。我的勳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贈的；一套是“滿洲帝國”的；另一套則是我偷著派人到關內定製的“大清帝國”的。後一套當然不能當著關東軍的面使用，只能利用這個機會佩戴。

我父親的汽車來了，我立正等著他下了車，向他行了軍禮，婉客行了跪安。然後我陪他進了客廳，此時屋內沒有外人，我戎裝未脫，給他補請了跪安。

這天晚上，大擺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規矩，由我與婉容分坐在男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佈置，從我進入宴會廳時起，樂隊即開始奏樂。這是宮內府的樂隊，奏的什麼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沒有做出什麼規定，他們愛妻什麼就奏什麼，反正喇叭一吹起來，我就覺得夠味。

在宴會進行到喝香擯的時候，溥傑按我的佈置，起立舉杯高呼：“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的家族一起隨聲附和，連我父親也不例外。我聽了這個呼聲，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

第二天，宮內府大臣寶熙告訴我，關東軍司令部派了人來，以大使館名義向我提出抗議，說昨天武裝的護軍去車站，是違反“滿洲帝國”已承擔義務的前東北當局與日本簽訂的協議的，這個協議規定，鐵路兩側一定範圍內是“滿鐵”的附屬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裝不準進入。關東軍司令官——不，日本大使要求保證今後再不發生同類事件。

這件事本來是足以令我清醒過來的，可是日本人這時還很會給我面子，首先是沒有公開抗議，其次是在我派人道歉和做了保證之後，就沒再說什麼。但更主要的是它給我規定的許多排場，很能滿足我的虛榮心，以致我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最使我陶醉的是“御臨幸”和“巡狩”。

按照關東軍的安排，我每年要到外地去一兩次，謂之“巡狩”。在“新京”（長春），我每年要去參加四次例行儀式，一次是去“忠靈塔”祭祀死於侵略戰爭的日軍亡魂，一次是到“建國忠靈廟”祭祀偽滿軍亡魂，一次是到關東軍司令部祝日皇壽辰“天長節”，一次是到“協和會”參加年會。這樣的外出都稱之為“御臨幸”。就以去“協和會”為例，說說排場。

先說“鹵簿”——即所謂“天子出，車駕次第”，是這樣的：最先頭的是軍警的“淨街車”，隔一段距離後是一輛紅色的敞篷車，車上插一小旗，車內坐著“警察總監”，再後面，是我坐的“正車”，全紅色，車兩邊各有兩輛摩托伴隨，再後面，則是隨從人員和警衛人員的車輛。這是平時用的“略式鹵簿”。

在出門的前一天，長春的軍警、憲兵先借題逮捕“可疑分子”和“有礙觀瞻”的“遊民”。市民們根據這個跡象就可以判斷是我要出門了。到了正日子，沿途預先佈滿了軍警，面向外站著，禁止路人通行，禁止兩旁店鋪和住家有人出入，禁止在視窗上探頭張望。在“協和會”的大門內外全鋪了黃土。車駕動身前，廣播電臺即向全市廣播：“皇帝陛下啟駕出宮。”用中國話和日本話各說一遍。這時“協和會”裡的人全體起立，自“總理”以下的特任官們則列隊樓外“奉迎”。車駕到達，人們把身子彎成九十度，同時樂隊奏“國歌”。我進入屋內，先在便殿休息一下，然後接見大臣們。兩邊侍立著宮內府大臣、侍從武官長、侍衛處長、掌禮處長和侍從武官、侍衛官等，後來另添上“帝室御用掛”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