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兒子訂了婚。我正在猶豫著，是不是要找關東軍說說情的時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駐“滿”大使植田謙吉先找我來了。

“前幾天破獲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認得的，興安省省長凌升。他勾結外國圖謀叛變，反對日本。軍事法庭已經查實他的反滿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驚。

“死刑。”他向他的翻譯點頭重複一遍，意思是向我說清楚。然後又對我說：“這是殺一儆百，陛下，殺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後，關東軍吉岡安直參謀又通知我，應該立刻跟凌升的兒子解除四妹的婚約。我連忙照辦了。

凌升被處決時，使用的是斬首之刑。一同受刑的還有他的幾個親屬。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被日本人殺害的顯要官員，而且還是剛跟我做了親家的。我從凌升跟我攀親的舉動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於我的人，而關東軍衡量每個人的惟一標準卻是對日本的態度。不用說，也是用這統一標準來看待我的。想到這裡，我越發感到植田“殺一儆百”這句話的陰森可怕。

我由此聯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為圖謀復辟清朝而奔波於關內關外，如康有為的徒弟任祖安，我從前的奏事官吳天培等，引起了關東軍的注意。關東軍曾就此向我調查。“凌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歡這類事的，還是要多加小心為是。

日本人喜歡什麼？我自然地聯想到一個與凌升命運完全不同的人，這就是張景惠。這實在是日本人有意給我們這夥人看的兩個“榜樣”。一福一禍，對比鮮明。張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歡心，代替了鄭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這位“鬍子”出身的“總理大臣”的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賞識，可以從日本人傳誦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總務廳長官在國務會議上講“日滿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為日本掠奪工礦原料行為的“道義”根據，臨末了，請“總理大臣”說幾句。張景惠說：“咱是不識字的大老粗，就說句粗話吧：日滿兩國是兩隻螞冷（蜻蜓）拴在一根繩上。”這“兩隻螞冷一根繩”便被日本人傳誦一時，成為教訓“滿”籍官員的“警句”。日本在東北實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時候，在“國務會議”上要透過法案，規定按地價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價強購東北農田，有些“大臣”如韓雲階等一則害怕造成“民變”，另則自己擁有大量土地，不願吃虧，因此表示了反對。這時張景惠卻出來說話了：“滿洲國土地多的不得了，滿洲人是老粗，沒知識，讓日本人來開荒教給新技術，兩頭都便宜。”提案就此透過了。“兩頭便宜”這句話於是又被日本人經常引用著。後來，“糧谷出荷”加緊推行，東北農民每季糧食被徵購殆盡，有些“大臣”們因為徵購價過低，直接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在“國務會議”上藉口農民鬧饑荒，吵著要求提高收購價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幹，張景惠於是對大家說：“日本皇軍賣命，我們滿洲出糧，不算什麼。鬧饑荒的勒一下褲腰帶，就過去了。”“勒腰帶”又成了日本人最愛說的一句話，當然，不是對他們自己說的。關東軍司令官不斷地對我稱讚張景惠為“好宰相”，是“日滿親善身體力行者”。我當時很少想到這對我有什麼意義，現在有了凌升的榜樣，在兩者對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凌升事體”過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會見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縱成立了“內蒙自治軍政府”偽組織的德穆楚克棟魯普。他原是一個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時，他曾送錢給我，送良種蒙古馬給溥傑，多方向我表示過忠誠。他這次是有事找關東軍，乘機取得關東軍司令官的允許，前來看望我的。他對我談起這幾年的經歷和成立“自治軍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覺地發開了牢騷，埋怨他那裡的日本人過分跋扈，說關東軍事先向他許了很多願，到頭來一樣也不實現。尤其使他感到苦惱的是自己樣樣不能做主。他的話勾起了我的牢騷，不免同病相憐，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關東軍派到我這裡專任聯絡的參謀，即以後我要談到的“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走來板著臉問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談了些什麼？”

我覺得有些不妙，就推說不過是閒聊而已。

他不放鬆我，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不滿了沒有？”

我心裡砰砰跳了起來。我知道惟一的辦法就是堅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