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次南京之行，司徒雷登在*中寫道：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剛建立不久，我訪問了南京，結識了新政府的領導人。當我透過孔祥熙博士第一次見到蔣時，他那好支配人的個性和迷人的魅力給我留下了印象，我也會見了新政府的大多數要人。令人高興的是，他們都是熱切地希望實現孫逸仙的理想，這使我想起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從此，司徒雷登開始了與蔣介石密切的接觸。

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孫中山也是基督教徒，而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同樣是基督教徒。司徒雷登認為，蔣介石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國民黨主政的1927年至1937年十年間，中國在國家統一和經濟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於是他“對委員長和他那位能幹的夫人不由地產生了崇敬心理”。

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司徒雷登稱張楊之舉是“愚蠢和不當的”。12月25日，蔣介石獲得釋放，司徒雷登說：“我當時和中國人同樣感到歡欣鼓舞。”

1937年5月15日，司徒雷登在北平出版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蔣介石之評說》的文章，該文後被他摘要收入到了自己的*中：

據我所知，報章雜誌中關於蔣先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十年前為止的那段期間內對於嚴厲應付政敵的描述，也許都是事實。如果是的話，這是對於他的更大推崇，因為從那時候起，一切變化都往好的方面轉變。自從一九二六———九二七年他一身系國家之安危以來，我便以極大的興趣，注視他的事業，因為我對於中國的命運深感關切，而且也熟悉一般軍閥的特性，他們在過去二十年來，彼此之間爭權奪利，絲毫不顧*原則或人民的利益。這些人承繼了做官發財的做官理論，沒有皇帝的賞爵，或舊日的儒林傳統來約束他們的貪汙以及不負責任的統治。信奉孫中山先生的三*義的國民黨新領袖們會不會只是再染上中國官場古老的惡習呢？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如此的；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另有許多人多多少少利用情勢以達到其本身的利益，這些也是極明顯的事。研究蔣先生的性格便應以這種情勢為背景。對於他的批評有許多無疑是中國像他那種地位的人必然會遭遇到的。他們說他意圖成為一個*者，說他積聚了一筆財產，大部已變成美國證券，以策安全；說他已與日本締結秘密協定，或者至少是過分熱衷權位，而不願冒喪失權位的危險，去抵抗來自那一方面的侵略；說他具有中世紀的腦筋，沒有辦法改變。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基督徒兄弟？（3）

這些以及其他論斷經常在流傳，常常還附以更具體的指責。此外還有許多真正的疑懼或者只是缺乏信心。這些都是不足為異的。令人感覺意外的還是他那日益增長的聲望。他在國民政府中連續不斷地擔任一個或兩個最高階的重要職務的事實，可以他的政治才能來加以說明。

可是他的受人敬重主要還在道德方面。這種現象更具啟示作用，因為其他任何人民在所受訓練方面，都沒有像中國人那樣注意他們的統治者的道德，也沒有任何人民會在這方面產生更現實的失望心情。去年十月底蔣先生的五十壽辰，全國各地人民自動熱烈慶祝，這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中是沒有先例的。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在西安蒙難時，幾乎舉世憂慮，他的脫險訊息引起了狂烈的歡欣與喜慰。

這種情形並不能以一個成功的人物的吸引力或優雅風度來作解釋。他甚至在和他極接近的人在一起的時候，也沉默寡言，時刻以公務為念，不善於作應酬性的閒談。他具有中國上流人物所必具的溫雅與禮貌，但其處事的認真仍極適合美國人的胃口，必要時也可以很率直或者非常坦白。大體說來，人民對於他崇敬之心日增一事，必須從其他方面去找解釋。與各形各色的人周旋的非常才能，受過高度訓練的智慧，當機立斷的能力、魄力與勇氣，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為一個偉大軍人以及精明的行政首長的品性，並使他在該黨的謀劃中，居於極自然的傑出地位。可是人民對於他的崇敬態度，實不止於對於居他那種高位或者是極盡其職者的尊敬而已。人民認識他的純正愛國的目標以及唯國家利益是務的一貫態度之後，對於他的不信任與懷疑心理似乎已逐漸消散。反過來說，人們懷疑他的動機，反對他的權力，不喜歡他甚至嫌惡他的心理，實由於對於他的愛國及高尚品性缺乏信心之故。

假定蔣先生值得目前在其這樣大多數的本國人民以及許多有資格的外國觀察者身上所得到的尊崇，那麼形成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