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有周期，而中國經濟改革“國退民進”的方針則應持續推進，不能因為宏觀形勢的變化而出現動搖。當然，目前很難透過確切的資料，看清此輪“調控”對民營經濟造成的全方位影響。然而，業界可聞可見的憂慮與怨懟，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特別是一些“調控者”在以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時，對於民營企業的運作模式和成本控制能力並不瞭解，其思路往往接近於計劃時代，做出的結論難免主觀武斷。而一有決策不當，又很容易在更大範圍內對民營經濟的信心帶來影響，其後果可能相當嚴重。

關於民營企業的種種誤解，與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直接相關。2003年下半年來曾經有相當強烈的主張，稱“中國經濟並不過熱”，因為此次投資高潮主要由民營經濟所驅動，因此是有效率的。及至2004年春天以後過熱之憂成為共識，“民營經濟興風作浪”又在一些官員中成為流行看法。其實，將宏觀經濟形勢簡單與所有制結構掛鉤，對民營經濟無論是褒是貶，都是缺乏依據的簡單化做法，不僅容易在實踐中造成偏差，還會導致民營企業對宏觀調控本身的不解與反感。

經濟學理論目前尚未給宏觀經濟過熱以確切定義，但人們判斷過熱，緣何過熱，主要看貨幣供給、固定投資和投資效率，而不是看所有制結構，卻是可以肯定的。一般來說，民營經濟採用預算硬約束，和仍然存在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相比，其投資決策必是理性的，因此也更有效率。將宏觀過熱斷然歸咎於“民營經濟興風作浪”，可以說是毫無依據。但我們也不能得出結論說，凡民營經濟即不存在非理性行為和投資失誤。宏觀調控與民營經濟之間，更非水火不相容。宏觀調控可能會使企業所在行業的生存環境和競爭格局發生演變，但只要自身執行是有效率的，就會在行業的調整中生存下來，並繼續健康發展。

在經濟緊縮期間防止政策不當對民營經濟造成不應有的傷害，關鍵還是要提倡市場化的宏觀調控，儘可能減少和杜絕行政性的“調控”。在這裡，如何對待傳統的審批制格外重要。最近，據有關部門調查估計，目前全國在建的基本建設專案中，大概有60％～80％沒有完全履行規定審批手續。進而又有建議，主張擇優補辦批准手續。我們覺得，這種主張極為不當，事實上是重新強化了已經鬆動、逐漸式微的審批制。況且，擇優補批的標準很難確定，審批尺度必然地極具彈性，不僅提供了新的尋租機會，更使缺少官方資源的民營經濟處於不利地位。一旦審批制以“一絲不苟”的方式復經，則“國退民進”大有可能變成“國進民退”。

正確的選擇，應當在宏觀調控之時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去決定專案的生死，讓審批制退出經濟活動。倘若不然，在短期，則企業唯政府馬首是瞻；在長期，則企業——無論國企民企——都無從養成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商業心態。最終的結果，將是市場的無序與權貴資本主義並行，無論經濟週期走至哪一個時點——緊縮抑或放鬆銀根，其情其景都會非常令人痛心。

…2004年第12期…

“官商勾結”和民營經濟 （1）

國家權力及其各級代理人從市場中撤退，是避免民營資本成為官僚資本代理人的關鍵。

2004年6月來熱點話題太多太集中，而於交匯之中的最熱話題之一就是民營經濟。本專欄上期談了宏觀調控與民營經濟的關係，認為不可借宏觀調控之機強化審批制，進而影響“國退民進”的改革戰略執行和民營經濟成長。在這一期，則想談談民營經濟自身。連月來成為股市焦點的德隆系崩潰，以及新近由審計長李金華披露的佛山南海鉅額經貸案，都使人聯想到民營經濟，恨鐵不成鋼的心情自然是有，但更多的，亦在擔心醜聞株連民企的聲譽，敗退加劇民企的困頓，等等。

這種擔心，可謂中國國情之一。設想，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各異歸屬各異，若一家或幾家公司連續出問題，亦很難讓人迅速聯想，有意無意間與某一類所有制相關聯。而在中國，所有制關聯簡直成了思維定勢，不獨國內甚至境外投資者亦然，香港市場當年對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偏見的例項。由是，在認知的層面，便大有必要對民營經濟作更多分析和區分。一個重要的區分，便是辨識民企和政府的關係。那些憑藉官商勾結髮展，或者希圖踏上官商勾結“捷徑”的民營企業，與絕大多數主要憑市場、憑勤勞創業生存發展的民營企業，其實是有本質區別的。在這裡，政府的角色又起著關鍵性作用。

最近發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