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的一代”。當今在校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指數如何，和其他時代的大學生相比又是一個怎樣的狀況，我沒有切身的體驗，更沒有做過調查研究，所以我不敢擅下結論。但是有一點非常明確，如此以偏概全地否定整整一代人的說法和做法，的確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60族曾被稱為“腐朽的一代”，70族曾被稱為“頹廢的一代”，輪到80族則成了“墮落的一代”。當然不同觀點也有，另一套針鋒相對的說法是：60族“奮起的一代”，70族“完整的一代”，80族“挑戰的一代”。這些也就僅僅是一種說法，是一種興之所至的評價，嘉獎一下或者發發牢騷，僅此而已。誰能說服得了誰呢？任何一種評價都只是從一個側面和區域性出發，甚至只囿於一個事件，由此便殃及一代人的精神價值定位，無疑都是沒有說服力的。想起北大山難的時候，有人還在高呼“不要侷限了當代大學生的精神內涵”呢，怎麼轉過年來就“腐朽墮落”到這種地步了。其實一切都沒有本質的變化，只是表現形式不同罷了。當代大學生風采依然，他們的精神面貌並未因為非典而改變。

非典是對於全社會的嚴峻考驗，包括政府在內。我們不妨捫心自問，非典突現之際，真正經受住了考驗的能有幾人？從政府到公民，我們不都是在亡羊補牢吸取教訓嗎，所有這些得力舉措都是在付出慘重代價之後。如果成長中的大學生真的像某些大言不慚的成年人所期待的那樣，臨危不亂，先知先覺，那他們不都成了“聖賢的一代”？業已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成年人都沒做好的事，卻去苛求大學生，不覺得臉紅嗎？

僅僅由於他們是“天之驕子”，某些人就盯住當代大學生不放嗎，可惜戴著有色屈光眼鏡看人的目光還是發生了偏轉。部分大學生離校的另一面，還有很多大學生擔起了抗擊非典的重任。而且將眼光放得更寬廣一些，社會上各行各業因非典而怯陣的成年人還有多少？我這裡沒有按習慣說法將大學生也看作成年，是因為他們還處在人生的成長期。最近美國芝加哥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認為一個人要到26歲才算成年，學業事業家業一樣不能少，這也不無道理。這且不論，令人不得不關注的是，那些沒事就嗷嗷叫的道德家們，到底為抗擊非典做過些什麼呢，比得了那些戰鬥在抗非前線的大學生嗎，比得了80一代的白衣天使嗎？

上一代人的責任是對下一代人愛護和培育，而不是羅列罪狀，甚至一棍子打死。如果新生一代沒能獲得很好的成長，那麼上一代人是要承擔責任的。可是有些自以為是堪當重任的上一代人，卻在不負責任地為成長中的學子羅織莫須有的“罪名”，難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嗎？這些成年人所看到的僅是一些膚淺的表象，大學生離校的背後還隱藏著我們社會的弊病。在整個社會的危機應對機制尚未完全法制化之前，我們沒有資格過分苛責大學生，該責問的首先是我們自己。

歷史總是代代相傳的，組成每個時代的人都是千姿百態。時代的發展也不是割裂開來，60—70—80，都是一脈相承的。不論哪一代人，誰沒有過幼稚和成長的年代？“不經歷風雨，怎麼見彩虹”，沒有經過災難的洗禮，誰能夠無緣無故變得堅定與成熟？

至於我們、你們、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一代，誰自己都可以有一個評價，但這種評價無法代表什麼，因為誰都沒有資格無視一個時代的多元，而為整整一代人冠名；這種將某一成長年代格式化的傾向非常低能，因為這完全不是生活的本來面目；不需要任何人為我們定義成長的年代，因為任何人包括定義者自身都生活在這種虛假的定義之外。0512（原載《新浪觀察》）

戳穿卡爾·威特的謊言

如果不是為了研究教育，筆者絕不會硬著頭皮讀完卡爾·威特的書。歷時24天，記下1225條感悟和發現，最終得出的結論卻是：卡爾·威特扯了一個彌天大謊。

老卡爾·威特是德國的一位牧師。他“把一個低智兒培養成了聞名全德意志的奇才”，並且把孩子14歲以前的成長經歷寫成了“雜亂無章”的書。這就是老卡爾·威特在教育上的全部成就。這個“低智兒”就是他的兒子小卡爾·威特。用句俗語，父子二人正是“一條繩上的兩隻螞蚱”，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兒子的成就同時就是父親的成就，兩者都只因為同一個事實：兒子由弱智成為了奇才。

且看這個“低智兒”是如何被判定的。下面都是從老卡爾·威特的書（中譯本《卡爾·威特的教育》）中摘錄的原話——“兒子一生下來就四肢抽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