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看到舅舅用那麼嚴肅的表情，那麼急切的手勢和那麼懇切的聲音同我說那麼多話。我一開始都沒有聽懂，舅舅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

“……決戰境外……臺海必有一戰……盲流……致命武器……”

我終於聽懂了，但我卻懷疑自己這一輩子都搞不懂，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我心裡一片空白，大腦一片混亂，一半血液在沸騰另外一半又好似冰冷得凝固了……

“這些狗孃養的！”那是我當天唯一能夠說出口的話，也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開口罵娘！第四部：決戰境外

2008年7月18日下午2點，華盛頓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周玉書？”總統臉上混雜著譏笑和憤憤不平的表情，“一名國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長十年前提出的計劃，竟然讓我們中央情報局大大的局長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總統先生，我們盡力了！”戈斯覺得該說清楚的時候不能一直唯唯諾諾，否則今後別想再在華盛頓混了，“我們對北京的人力情報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來說，還是讓人滿意的。”

“讓人滿意？”

“讓誰滿意？”

“讓北京滿意吧！”

“哈哈……”

戈斯對於副總統和國防部長的冷嘲熱諷置若罔聞。他神情凝重地說：“1989年冷戰結束之時，當美國人民嗅出讓人振奮的和平氣味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刮過來血雨腥風。從那時開始我們一直把和平演變中國作為首要的目標。冷戰結束後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大部分時間裡，我們對北京採取兩種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封鎖，想法設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帶進中國，傳遍大陸；二是培養扶持已經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國民運精英展開各式各樣的民主運動。這兩個工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變中國政治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一黨統治，力圖在北京成立親近西方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遺憾的是，這兩項工作都以失敗告終。雖然我們把麥當勞漢堡包店開到了中國大江南北的各個角落，中國人也習慣了在披薩薄餅門前安靜地排隊，而且他們還發明瞭使用白切雞的調料吃肯塔雞的中國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於北京連搞幾次反精神汙染並且多次藉機煽動仇美的民族主義情緒，我們那些年在北京傳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費。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在美國的帶頭下，把綠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證發給了近百萬的中國留學生，希望他們在反對中共的暴政中無後顧之憂，但他們很快就搖身一變，成為回去投資的愛國華僑或變為輸送技術和科學知識回國的海歸，和我們希望他們輸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國的期望背道而馳。加上中共對於異議人士採取流放出國的策略，割斷他們和祖國的脈絡聯絡，使得他們出來後成為‘拔劍四顧心茫然’的鬥士，無用武之地。”

“中央情報局是什麼時候承認失敗的？”總統打斷他的話。

“他們什麼時候都沒有承認失敗！”國防部長陰陽怪氣地小聲調侃道，“他們只承認自己沒有勝利而已！”

“1996到1997年臺海發生嚴重危機時，我們意識到是該改變策略了。以前我們太小看中國，以為只要使用和平演變策略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改變這個國家，更換北京政府。沒有想到的是，隨著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局勢相對穩定，國力日益強大。1997年臺海危機期間，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在積極對那個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過程中，卻因為輕視而忽略了部署蒐集他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以致在北京突然針對臺灣進行實彈演習時，我們措手不及。最後出動了兩艘航空母艦才讓北京知難而退。1997年臺海危機成為我們中央情報局對華工作的分水嶺，從此以後，我們在戰略戰術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對手的位置上，中央情報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為主。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的情報收集框架主要是和臺灣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則上我們主要靠技術手段收集情報，而臺灣方面則以發展人力情報為主，然後我們把雙方的情報做交換。這一機制直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都還行之有效。例如我們使用間諜衛星把解放軍的部署鉅細無遺地拍照下來，然後有選擇地和臺灣交換；臺灣拿過來和我們交換的主要是人力情報，他們同為中國人，發展間諜開展情報工作要容易得多。但這一美臺交換情報的機制到臺灣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出現問題。”

“什麼問題？”

“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