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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的天橋、西單商場、東安市場的遊藝場裡，和那些說相聲的、唱大鼓書的、變戲法的在一起，我們常見到唱地臺戲的人們。

和說相聲的、唱大鼓書的一樣，他們也是靠著嘴吃飯的。

……

在平地上，擺好兩圈板凳，觀眾就坐在上面，中間的空地，就成了檯面。

還有一張方桌，這可以說是後臺，在桌的兩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彈月琴的樂師。一切的演員也站在那裡。

他們的樂器很簡單，除去必用的胡琴外，還有一把月琴，兩塊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於，京劇應有的其他樂具，便全拿嘴來代替了。

他們的角色，也就三、四個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歲至十一、二歲。

他們也有領班的，這個人是有舞臺的經驗和靈活的手腳的。

一齣戲要開始了，他便用嘴打著開場鑼。他用一條布矇住了演員的臉，等胡琴拉完了過門，他把那條布一揭，演員便算上了臺，一聲聲地唱起來。……

在一齣戲的終了，小孩們便捧著小盤向觀眾索錢……①

這就是他所記錄的北平地臺戲的全過程，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都市採風”。他認為，地臺戲以“原始的”形式接近群眾，對話劇運動的普及有很大的幫助；在藝術大眾化的口號下，應該有人來從事這件工作。

在這則簡短的“記事”裡，孫犁並沒有忘掉它的中心：自1930年上半年以來，左翼作家發起的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這時已經達到了高潮。

《大公報》引出的故事

1936年春，孫犁失業，在家閒住。但每天仍手不釋卷，或讀或寫。沒有書櫃書桌，妻子的衣櫃就變成了他的書櫃書桌，沒有安靜的讀書環境（這時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男孩），場院裡樹蔭下就是他自得其樂的讀書環境。

在外面讀報養成了習慣，他很想訂份報紙看。這在那時，幾乎是一場幻想。東遼城地方偏僻，教育落後，雖然有小學，但從來沒想到要訂報，村公所就更不用說了。

現在，孫犁要訂報，這在那時一般人看起來，是夠氣派的了。而且，他想要訂的還不是一份小報，是堂而皇之的《大公報》。“這種報紙，我們的縣城，是否有人訂閱，我不敢斷言，但我敢說，我們這個區，即子文鎮上是沒人訂閱過的。”①《大公報》是一份有著廣泛影響的大報，它的副刊辦得相當活潑，特別是自1933年9月設立《文藝副刊》後，吸引了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孫犁就是其中之一。《大公報》副刊還很注意培養青年作者，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的文章，最初就是在該刊發表的，後來，它獲得《大公報》設立的唯一的一個散文獎（另有戲劇獎和小說獎，分別由曹禺的《日出》和蘆焚的《谷》獲得），這件事，孫犁還在紀念何其芳的文章裡提過。如上所說，他自己也曾多次向《大公報》的副刊投稿。總之，這份報紙給他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甚至還在中學時，老師就常選它的社論，做課文講授。上面登的長江的通訊，趙望雲的風俗畫，他也很喜歡，更不用說由沈從文、蕭乾等主編的《文藝副刊》了。

正因為這樣，在保定和北平時，他一直都看《大公報》。那時北方也有別的報紙，如《益世報》、《庸報》這些由教會和失意政客辦的報紙，他是不屑一顧的。

孫犁想訂《大公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想在失業之時，繼續給《大公報》投稿，而投了稿去，又看不到報，豈不苦惱？終於，他把這個想法和妻子說了：“我想訂份報紙。”

“訂那個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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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裡閒著很悶，想看看報。”

“你去訂吧。”

“我沒有錢。”

“要多少錢？”

“訂一月，要三塊錢。”

顯然，這“三塊錢”超過了妻子的心理承受力，她一時無話可說，不由得“啊”了一聲，用這個虛詞表示了自己特大的驚訝。孫犁可還是平靜地問：“你能不能借給我三塊錢？”

本來還想躍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