煬帝楊廣比較，這兩位封建君王在某些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出於關隴統治集團，同為次子篡奪政權，都曾數次出兵征討高麗而歸於失敗，都曾做過有悖於傳統倫理道德的行為（隋煬帝佔有父妾，唐太宗據有弟媳）……可是，後代對他們兩人的評價卻截然相反，一為稀世暴君人皆罵之，一為天下明主奉為帝王楷模，此為何也？

就在於隋煬帝為亡國之君，而唐太宗卻開創了享譽後世的“貞觀之治”，為唐朝的博大與恢弘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

三

李世民於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發動政變從父兄手中奪權，第二年改元貞觀，這一年號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終。因此，李世民在貞觀年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後世史家稱為“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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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巔（5）

貞觀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機構、法制體系、經濟措施、軍事制度等方面進行了頗有力度的改革，創立了許多影響後世的制度和措施：他擴大宰相人數，使得相權有所分散削弱，國家大事先由集體討論，而後皇帝拍板裁決，這樣一來，對獨斷專權相應有所克服，自然減少了盲目主觀等弊端；他認為科舉制能夠保證官吏的選拔質量，健全、發展了自隋代開始的這一制度，“盛開選舉”，向各州縣提出擴大貢士人選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盡如彀中；他精簡官僚機構，下令“並省官員”及“大加並省”地方州縣，裁冗內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時的兩千五百八十一人減少到六百四十員，地方官員也有一定的精簡……透過一系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建設與官吏選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為李世民的統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礎。

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是貞觀之治的主要特徵。李世民曾說過：“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他深知農業是中國封建社會最主要的生產部門，將其置於突出的顯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復發展農業的政策：推行均田制與租庸調法，注意輕徭薄賦；重視勞動力，不奪農時；興修水利，抵禦自然災害；設定義倉，存糧備荒；平抑物價，避免穀賤傷農……透過這些措施，廣大農村很快就出現了“風調雨順，年登豐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的景象。

在經濟管理方面，受傳統哲學思想——整體思維、形象思維、模糊思維方式的影響，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較少使用過先進而科學的數字化管理，難以見到有關精確的統計數目。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治世盛世總是“安居樂業，國富民豐”；衰世敗世則為“民不聊生，生靈塗炭”。貞觀之治的社會到底如何清明，經濟繁榮到何種程度，我們也只能從類似模糊的語彙中感知。關於貞觀年間的昇平景象，《貞觀政要》有所記載，我們不妨抄錄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欺侵細民。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尚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鬥米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李世民在短短的時期內就使得歷經戰亂、衰敗傾頹的社會出現“風調雨順，年登豐稔”的大好形勢，並一再被後人提及稱頌，可以想見其成功之巨。國力的強盛當以生產力與經濟的發達為基礎，唐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最為強盛的時期，而貞觀年間又是唐代的典型盛世，據此，我們可以將貞觀年間的生產力與經濟視為古代社會最為昌盛的繁華時期。

善於用人與納諫，是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李世民所重用的人才中，有太原起兵時就一直追隨左右的功臣高士廉、長孫無忌等，有參加過農民起義的將領程咬金、秦叔寶等，有隋朝的舊時官吏封德彝、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有進軍關中建唐時蒐羅的才士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有在統一戰爭中收編的俘虜尉遲敬德、褚亮、李百藥等，還有原屬李建成、李元吉集團的對手魏徵、薛萬徹、馮立等……只要是真正的有用之才，都被李世民蒐羅在自己身邊，使得物盡其才，人盡其用。

李世民的虛心納諫，主要表現在以諫臣魏徵為鏡，時時觀照，聞過必改。對此，他曾概括性地說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在李世民的主動求諫及開明政策引導下，朝臣們都可直抒己見，出現了中國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