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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裡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裡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閒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訊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58〕。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62〕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週。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