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是去採購必備三大件（手錶、腳踏車、縫紉機）及諸如臉盆、痰盂、熱水瓶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就連結婚要分的喜糖也要從上海捎帶，大白兔奶糖是最有名的，還有使新房熱鬧的紅燈牌收音機。後來溫州人辦起了家庭工廠，許多生產原料要到上海採購，機器裝置和配件要到上海選買。

第三要靠上海的技術。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國輕工產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術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溫州要辦家庭工廠必須學習上海的技術，一是走出去，二是請進來。七十年代我在紡織廠搞技術時就曾帶工人到上海學習過，這是走出去，還有就是請上海退休的老師傅到溫州作技術指導，我們廠就有兩位上海退休師傅。我們的工資每月四十元，上海退休師傅的工資每月一百二十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而且還允許他們帶家屬來工作。我們請的一個做紡織技術配件的七級（最高是八級）木工師傅，他把自己弱智的兒子也帶來了，那是學不會技術的人，只浪費材料，工資卻與我這個技術科負責人一個等級。

迭格溫州赤佬

溫州人到上海採購，其他地方的人也到上海採購，上海人那時神氣得很，特別是營業員，彷彿個個是上海市長似的，看見外地人愛理不理的。要回答問話也只用上海話，“啥？”“沒！”兩個字是對外地顧客使用頻率最高的。上海為了限制物資的外流，除了與其他省市一樣的布票、糧票、油票等等之外，還搞了個上海專有的“上海專用券”，購買諸如棉布之外的化纖布，部分化纖成衣以及緊俏的日用品都要憑這專用券，外地人常常只能對櫃檯內的緊俏貨乾瞪眼。

有個笑話說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貨公司（上海人稱中百一店）購物，看到一種花色化纖布，非常喜歡，就向營業員提出要購買。營業員愛理不理地用上海話說了三個字：“專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話，聽成了諧音的“轉一圈”，心裡直嘀咕：買布料幹嗎要轉一圈？但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覺得矮一截，望著那營業員冷若冰霜的臉色又不敢問，後來想通了，大約她要看看我的身材高矮胖瘦決定買多少給我，便在原地轉了360度。營業員搖搖頭，往門口一指。營業員以為他在找規定的告示牌，往門口一指意識是那裡有通告，我們按規定辦事。外地人以為要到門口轉一圈，便繞著偌大的第一百貨公司跑了一圈，氣喘吁吁地回到花纖布櫃檯，又指著那塊花色化纖布。營業員發脾氣了，大聲說：“上海專用券！”外地人只好苦笑，百貨公司轉一圈都累成這個樣子，還得上海轉一圈，上海有多大！

講的是笑話，但對溫州人來說都是真話，當營業員說，“轉一圈”（專用券）時溫州人會真地到門口轉一轉，溫州人是去尋找在外邊倒買專用券的人，買了“上海專用券”再去購化纖布。上海的規定難不倒買溫州人，在上海倒賣糧票、布票和專用券的大都是溫州人。

所謂的“計劃經濟”實際上堪稱“官僚經濟”，當官的想怎麼計劃就怎麼計劃。溫州到上海的輪船天天排長隊，春運高峰時經常要排一整夜隊。但搞計劃的人就是不會想到增加航班，旅客排隊不排隊與他無關。碼頭的管理人員也不會積極地向做計劃的人反映情況，你排隊更好，我的權力更大，你們想不排隊就得求我。於是就有人送禮開後門，就有人開始倒票，就產生了我上面提到在上海買賣票證，倒賣生產資料，倒賣機器裝置和零配件。當然更多的人是在上海做木工，彈棉花，補皮鞋，做衣服等等。

上海人過去看不起蘇北人，稱他們是“下只角”的。因為蘇北人在上海一般是幹苦力的。如人力車伕、澡堂子裡擦背、修腳的、掃地倒馬桶的大都是蘇北人。解放後強調勞動光榮，蘇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又與上海人同化，成了正宗的上海人了。這時的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是溫州人，一提到溫州人就聯想起投機倒把，聯想起做苦力。“迭格溫州赤佬，就會投機倒把！”“迭格溫州赤佬，只會彈棉花！”之類成了上海人提到溫州人的口頭禪。同樣是排隊購船票，買寧波的，買青島大連的，吆喝一聲排好隊就算，對買溫州船票的要在排隊的人身上用粉筆編好號，讓人感到很屈辱；同樣是托執行李，溫州人的行李要檢查，經常是捆紮得好好的，檢查得一塌糊塗，要重新打包捆紮過；同樣是上海市場上能買得到的低檔香菸，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帶，對溫州人規定只能帶兩條，多了要沒收，溫州人在上海最倒黴，偏偏溫州人又離不開上海。真是又急又氣又無可奈何。

我們廠生產的提花絲帶是透過上海絲綢進出口公司出口的，我需要經常去上海，那時去一趟上海可不容易。星期一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