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30年代大蕭條發生之前，美國的現代消費和消費信貸實際上就已經發展起來，但如果沒有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支撐，這個制度是很難運轉下去的。第二點就是常規化收入的增長，也就是說你的收入能夠穩定，能夠預期，而且在增長。

概括地說，城市化、福利資本主義、中產階層、消費信貸等金融制度成為一個社會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四大支柱。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相應的消費模式就無法形成，這個過渡就很難完成，結果就是不同於以往的更嚴重的過剩危機的發生。

這裡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是在經濟非常繁榮的背景下突然發生的。當人們使用大蕭條這樣的詞彙的時候，腦子裡浮現的一定是一幅晦暗的圖景。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發生之前的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經歷了一個時間相當長的經濟繁榮期，20年代甚至可以被稱作“黃金十年”。以美國為例，1922~1929年，被稱為“柯立芝繁榮”，平均年GNP增長率高達5�5％，失業率從“一戰”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後期的3�5％。19世紀末發明的生產發電機、電話和汽車等技術，在大蕭條發生之前已得到廣泛應用，從而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而收音機作為當時的一項重要耐用消費品，也已經成為一個規模可觀的行業，到了1929年，1000多萬個家庭每家至少擁有了一臺收音機。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的頭號霸主，就是在這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的。

然而，危機以毫無徵兆的極其突然的方式到來了。那麼導致危機的因素是什麼？可以說就是繁榮掩蓋下的畸形社會。

美國著名的印裔經濟學家萊維·巴特拉（R*i　Batra）在《1990年大蕭條》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導致大蕭條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至今未被經濟學家注意到的變數是什麼呢？我的看法是，這種變數就是財富的集中而不僅僅是收入的集中。這種財富的集中在1929年達到頂峰並引起了大蕭條。他指出，單純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導致大蕭條，因為財富總水平在任何時點上都遠遠超過國民收入。根據他的分析，財富集中的速度變化通常是極其緩慢的，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有一次財富集中的飛躍。1922年，美國1％的家庭擁有國民財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僅僅七年之後，這些家庭所佔份額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財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貸款的銀行數目，助長了最終連銀行也被捲入的投機狂熱。財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閉銀行的數目越多，並助長投機，衰退便越嚴重（萊維·巴特拉，1988）。

而當時布魯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經濟學家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財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導致的兩極分化對大蕭條的引爆作用。據這位經濟學家估算，當時一個美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收入是達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句話，購買力跟不上商品產量（威廉·曼徹斯特，1988）。可見，當時的經濟增長之所以不能持續，背後的原因是由於有一個畸形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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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羅斯福新政的實質

是以社會進步創造走出經濟危機的條件

也許應該從這樣的角度解讀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羅斯福新政，包括當時西方其他一些國家所進行的社會變革。

羅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經濟層面的，體現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即實行所謂凱恩斯主義。在金融和整個經濟已處於崩潰狀態的時候，出臺一系列緊急措施穩定金融，重振經濟。

但更應當關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階段，它以社會變革為主要內容。有人將這個階段實現的社會變革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聯邦緊急救濟署和工程振興署的成立，使聯邦失業救濟成為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國勞工關係法案》為工會的集體議價提供了一個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會保險法案》在美國建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保險體系。第四，透過《稅收法案》，恢復了再分配稅體系。這其中，社會救濟、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透過工會規範勞資關係也許是三個更重要的方面。可以說，由這些措施構成的社會進步要比第一階段那些經濟上的應急措施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我們先看社會救濟。在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受打擊最大的就是窮人。這一次也是如此，前些天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就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