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對經濟、教育、作風等方面的破壞及其惡果，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問題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評論員文章發表後，在社會上產生很大震動，並引起國外的重視。《紐約時報》據以判斷說：“作為減輕生活當中的苦難和強制成分的新的廣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國正在靜悄悄地撤銷不得人心的強迫城市青年下鄉安家落戶的政策。”《紐約日報》，1978年12月5日。

反應最熱烈的當然還是廣大知識青年和他們的家長。1個月內，報社就收到讀者來信100餘封，在信上署名的300多人。許多知青在信中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統籌解決知青問題的決定；認為多少年來，報上只說空話、假話，這次評論員文章說了實話，說明真正關心我們疾苦的還是黨中央。當讀者普遍認為評論員文章“說出了千萬知青的心裡話”時，也有個別人對文章的觀點提出異議。湖南省兩名小學教師在信中稱：知青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主要還是個方向問題。拋開這個前提談知青上山下鄉，意義就不完整。至於下鄉知青在生活、婚姻、住房、醫療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難又得不到解決的說法，“據我們縣裡的情況以及耳聞目睹的事實來看，並非盡然”。他們強調說，毛主席號召的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真理。與此相反，一位北京讀者在肯定文章“說了許多群眾的心裡話”的同時，又批評它“還是說了一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話”，“比如‘這些年來，千百萬知識青年懷著高昂的革命熱情’，‘增長了才幹，茁壯地成長起來’云云”，“都歪曲了事實”。這位讀者還在信中中肯地指出：“把這些年來上山下鄉的異常情況都歸到###、‘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也是不對頭的。”

儘管評論員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為解放思想大潮中湧現的一篇好文章。在有影響的大報上，對上山下鄉歷史真相進行過全面剖析的文章，僅此一篇。這篇文章還用犀利的筆鋒駁斥了長期以來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一些“左”的理論教條。

正是受到這篇文章的影響，一些地方的知識青年在返城風中理直氣壯地提出：“否定###，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鄉”的口號。文章的社會影響還不止這些，由於它明確指出“###”十年來的上山下鄉，是###、“四人幫”造成的“惡果”，下鄉知識青年成了###、“四人幫”修正主義路線的“受害者”和“犧牲品”，使下鄉知青認為找到“回城有理”的依據。他們要求像給右派“摘帽”和給冤假錯案###那樣，為知識青年落實政策。1979年初，各地知青鬧事此起彼伏，致使有的領導人大為惱火，批評這篇文章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對這篇文章最感不滿的當然還是被“返城風”弄得一籌莫展的國務院知青辦，後者很快向所屬單位發出通知，說這篇文章並不代表國務院知青工作會議的精神。

《中國青年報》的文章說了實話，也惹了麻煩。這以後為了穩定住眾多在鄉知青，遏止住“返城風”的強勁勢頭，新聞媒介繼續被要求統一口徑到“充分肯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成績”上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辦公室理論組撰寫的《統一認識，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紅旗》，197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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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政策的調整（1）

“###”結束後，上山下鄉運動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長期積累的各種嚴重問題，並沒有隨著極左派退出歷史舞臺而消失。從當時情況看，主要問題包括：許多下鄉知青生活上長期不能自給，在住房、婚姻方面困難突出；“走後門”之風經久不衰，下鄉知青的上調機會不平等；將大批知青安置到人口較多的農村社隊，加劇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農民不滿，排斥知青現象進一步發展；下鄉知青受###，特別是女知青受摧殘問題仍舊相當嚴重。在這些問題中，最緊迫的還是下鄉青年生活困難問題。具體說，又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生活不自給的比例大。據27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有13個省、市、自治區下鄉青年生活不能自給的比例在50％以上（自給標準120—180元）。其中雲南、貴州、四川、福建、甘肅等省高達70％—80％。跨省插隊的老知青困難最大。如上海市在外省插隊的22�4萬知識青年，有13萬名生活不能自給省、市、自治區知青辦負責人座談會《簡報》（1），1977年12月21日。。有個女知青因此自殺（經搶救未死），她在遺書上寫著：“二十幾歲的人了，連糧草都做不出來，還要伸手靠家庭，只好離開人間。”家長普遍感到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