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梅爾維爾、福樓拜和薩克雷

赫爾曼·梅爾維爾在三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因三部小說贏得了名望，這些小說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驚心動魄的捕鯨冒險經歷為藍本寫成的，不過1851年出版的《白鯨》一書卻只賣出了三千冊。與果戈理並無不同，在憂鬱與苦惱中，梅爾維爾抱著能夠恢復健康的目的於1856年來到耶路撒冷，他同時還想來探求上帝的本質。“我的目標是——讓我的腦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氣，讓我成為其神秘影像的被動主體”。他受到耶路撒冷“殘破”的刺激，被其“未經激發的荒涼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們先前所看到的那樣，他為一些“瘋狂”的美國人那種“狂熱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猶太狂躁徵”著迷，這些都激發了他的敘事詩《克拉瑞爾》（Cleral）的問世，該詩有一萬八千行，是美國最長的詩作，是他返回美國後在海關工作時寫的。

梅爾維爾並非唯一一個因文學上的不如意而來東方尋求修復和慰藉的小說家。古斯塔夫·福樓拜與一個很有錢的朋友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國政府的資助下，為了撰寫貿易和農業方面的報告而開始一場文化和性愛之旅，以期從其第一部小說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復過來。他將耶路撒冷看作一個“被圍牆保衛的藏屍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陽底下慢慢腐朽”。至於那裡的教堂，他說：“可能狗會比我對它更感興趣。亞美尼亞人詛咒希臘人，希臘人厭惡拉丁人，拉丁人憎惡科普特人。”梅爾維爾也認為教堂是一個“損毀嚴重的腐朽的巖洞，有死人的味道”，不過，他認為戰爭皆起因於他所稱的“擠滿了人的新聞編輯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學交換”。＇9＇

修道士們的爭鬥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劇院的一個場景。新來訪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一方是盎格魯…美國福音派人士和俄國猶太人以及東正教農民，另一方是舊世界的奧斯曼土耳其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爾迪猶太人、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國家的農夫——導致了一系列的謀殺。詹姆斯·芬恩福音派信徒中，一位名叫瑪蒂爾達·克里希的女士被發現時頭部已經被打碎了，一個猶太人被刺傷後落入了井中。還有一位名叫大衛·赫舍爾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為轟動一時的案件，但是嫌疑犯（他自己的孫子們）卻因缺少證據而被無罪釋放。英國領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權勢的官員，因為那時土耳其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國，因此，當芬恩覺得合適的時候，他就會出面進行干涉。他把自己當成是聖城的私家偵探福爾摩斯，著手調查這些犯罪中的每個案件，但是，儘管有偵探的才能（以及六個非洲巫師的協助），他卻連一個殺人犯都沒找到。

對於那些仍舊需要芬恩保護的猶太人來說，他是勇敢的戰士，是使人改宗的刺激劑。總之，猶太人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糟。薩克雷寫道：大多數猶太人都“生活在散發著惡臭的猶太區，該區神聖莊嚴地處於汙穢之中”，每逢週五晚上，猶太人“為他們的城市所失去的榮耀而發出哭號和哀痛”的聲音便會縈繞整個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爾·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上寫道：“在耶路撒冷，沒有什麼人的悲慘和痛苦可以和猶太人相比”，“他們居住在最骯髒的街區，是摩蘇爾人長期壓迫和欺負的物件，受到希臘人的凌辱，受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寫道：“一個猶太人因走過可以直達聖墓大教堂的城門而被一群朝聖的暴徒揍了一頓。”因為經過這裡對猶太人來說依舊是非法的。另一個猶太人被土耳其士兵捅傷了，還有一個猶太葬禮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攻擊。在每件事情上，芬恩都向土耳其統治者施壓，迫使他進行干涉，直到大英帝國的正義得以落實。

帕夏對控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越發產生興趣，這些人的暴亂和部族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對土耳其帝國中央集權改革的一種反映，戰爭發生時耶路撒冷城牆周圍通常都會出現駝群的疾馳、矛槍的嗖嗖聲和子彈的呼嘯聲。這些扣人心絃的場景在歐洲人看來，就像一個有著野蠻的西方舞臺佈景的聖經戲劇表演，他們聚集到城牆上觀看這些小規模的戰鬥，對於他們來說，這些戰鬥與離奇的運動賽事有相似之處，當然，還會有一些間或發生的災禍為這些賽事增添情趣。

作家：大衛·多爾，周遊中的美國奴隸

在福音派教徒為改宗猶太人而設立的塔爾比赫農場裡，芬恩一家人經常發現自己身處各方的火力攻擊之中。子彈飛竄的同時，芬恩夫人常常為在那些戰士當中發現女人的身影而感到吃驚。她竭盡全力在阿拉伯各個領袖之間進行和平協調，然而貝都因部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