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星期，他們給我們肉，玉米麵餅我們要自己花錢買。有時我們吃棕櫚樹根代替玉米餅，這是在我們收工回來的路上找到的。“如果你自己弄飯吃”，老闆說，“我給你的工錢會更多”。所以我決定最好自己解決吃飯。這樣，我們就不得不買玉米和豆子。所以，當我摘完咖啡豆很晚回家後，仍要準備晚飯，做玉米餅。

老闆給我一個單獨的房間住，男人們的房間在別的地方。所以在種植園我感到非常孤獨。我沒有同伴，我很難過。別人都是從其他村來的，都是男人，我是這裡唯一的女人，我感到羞愧。

當合同到期後，我面臨著與來的時候同樣的問題。我不得不走很遠的路，我的腳很痛。我必須快跑，才能在阿里亞加（Arriaga）趕上公共汽車。兩天後，我又回到了這裡。

於是，走了一夜的路後，我在早上五點來到了聖克里斯托瓦爾。我在唐·曼努埃爾的房前下了車。他已經透過匯票收到了我的工錢，所以他們不在種植園給我工錢。我不得不到曼努埃爾那裡去領我的工錢。

“活幹得好麼？”我到那裡後他問我。“是的，很好。”我回答說。“哈哈，很好，”他說。“你和兒子都好麼？”他又說。“很好，看上去是這樣。”我說。就是這樣。我在五點到了聖克里斯托瓦爾，後來他給我一杯咖啡。“再加點咖啡吧？”他說，“好，是的，再給我加一點。”我回答道。於是我喝著曼努埃爾給我的咖啡。我拿到錢，買了一把梳子和一件機器縫製的上衣。我的工錢是每週50比索（當時值4美元），工錢是很低的。現在他們不得不付多一些工錢了。

另外，隨著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很多農民被迫到他處謀求生路，來到了東恰帕斯的拉坎頓叢林（Selva　Lacandona），而正是這片叢林，成為後來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發源地。

以上帝的名義（1）

到20世紀70年代，土地改革的中斷，生活的重壓，導致了恰帕斯州農*動的再度復興。最初的組織與發動者，是正在經歷劇烈變革的天主教會。正是在這一時期，薩穆埃爾·魯伊斯·加西亞　（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在恰帕斯、也在全國聲名日震。1994年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舉行起義後，他成為政府和薩軍之間談判的斡旋和調停人。

哥倫布向新大陸的第二次航行時，隨行的有12名修道士。此後，伴隨著西班牙的殖民征服，拉丁美洲絕大部分地區成為一塊天主教的大陸。19世紀，自由派執政期間，為了削弱天主教會的勢力，墨西哥政府邀請長老會等新教傳教士來墨西哥傳教。20世紀30年代，為了進一步削弱天主教會的影響，墨西哥政府允許新教傳教士在全國各地，包括恰帕斯定居。但是，很多年來，新教的傳教活動收效甚微，然而到70年代有了一個根本性的突破，特別是在貧困的、無依無靠的、在政治上*的恰帕斯農民中間，越來越多的人皈依新教。但是，那些皈依新教者在其所在的社群受到了來自長者的反對，最突出的是在聖胡安恰穆拉（San　Juan　Chamula），他們遭到排擠，土地被沒收，房子被燒，被迫離開所在的城鎮。很多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被迫離開家園，定居於東恰帕斯或聖克里斯托瓦爾市郊的貧民窟。

信奉傳統的天主教與新教的印第安人之間的敵意持續至今。由於很多皈依新教者戒酒，拒繳宗教稅，不出席傳統的宗教慶祝活動，與約定俗成的村莊生活格格不入，當地的政治領袖以此作為驅逐新教徒的依據。在一些情況下，一些不同意見者也被指責為新教徒而被趕出家鄉。一些批評者指出，這種做法違背了墨西哥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財產權的原則，更不用說國際公認的*標準了。但是，村莊的傳統派辯解，除非在發生重罪的情況下，墨西哥的民法一直允許印第安人社群根據習慣法處理糾紛。還說，習慣法是印第安人社群保護其自主權的一種方式，廢除習慣法意味著對土著人口權利的侵犯。實際上，習慣法賦予了印第安人村莊的掌權者（被稱為卡西克，cacique）過多的權力，他們經常以習慣和傳統為藉口，驅逐那些敢於對他們的權威進行挑戰的人。米格爾·卡克斯蘭（Miguel　Kaxlan）的經歷生動地反映了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的命運。

米格爾·卡克斯蘭是佐齊爾人，他是恰穆拉最早皈依新教者之一。在幼年時期，米格爾·卡克斯蘭的雙親就因流行*冒離開了人世，他被一個叔叔收養。雖然米格爾·卡克斯蘭在學校學習很好，但在當地很難找到維持生計的行當，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