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正確通俗地解釋了黨的政策，民族資本家的憂慮為一掃。水利化學廠廠長感慨地說：“在過去，要想在中國獨立地發展民族工業，真是何其艱辛，內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外受帝國主義的欺詐。現在已經是人民自己的世界了。我們要積極解決運輸和電力困難，研究減輕成本，提高產量，為發展農業生產服務，這也是我們發展工業的唯一道路！”一家百貨公司的經理也頗有感觸地說：“往日國民黨請我們商人的客，是要我們出錢。

今天共產黨的市長請我們的客，則是商量發展工商業，並且可以貸款發展生產，這是我們從來想不到的。”

在文化科學界座談會上，劉伯承說：“今天文化科學界歡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我們都看到舊的中同即將完全打碎，我們建設新中國的任務，是繁重而又光明的。在這個建設中，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開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學建設。”與會的文化科學界知名人士聽了非常感奮，一致表示：決不壋負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科學專家的高度重視與殷切期望，一定要為建設新南京貢獻各自的力量。當場有許多專家、教授對南京市各方面的建設提出了建議和意見。劉伯承代表市委、軍管會、市政府表示熱誠歡迎。原中央大學醫學院一位教授，概括了與會者的心情說：“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人不能專為生活而生活，生活就要工作。在人民政府教育下的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必能人盡其才，為新社會服務。”

劉伯承一貫重視教育工作，特別是重視對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學生代表座談會上，他即席向學生們講解了五個問題：（一）我們的勝利是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反對百分之十以下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者的勝利。（二）目前的鬥爭要看清敵人由反人民的公斤斗爭，變為隱蔽破壞的鬥爭。（三）我們要進行生產與文化科學的建設上作。（四）學習為人民服務的態度。（五）在學習中要預見困難與克服困難。他深入淺出、循循善誘的語言，博得與會者衷心的歡迎，激發了一顆顆奮發向上、報效革命的心。

6月下旬，劉伯承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的身份，赴上海參加了華東局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封鎖和發展城鄉生產。

7月9日，他在南京市支部書記和軍隊團級以上幹部會上，結合華東局會議精神，作了題為《關於反封鎖與城鄉生產的互助和交流問題》的長篇報告。

在這篇報告中，他詳盡地總結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復生產、文化教育和處理失業、疏散人口、維護社會治安的成績，指出了幹部中存在著在調查研究、政策學習、組織觀察、群眾路線等方面的缺點。對怎樣打破敵人的封鎖，他從執行黨的工商業政策、進行城鄉互相交流、搞好宣傳教育、實行精兵簡政等方面作了系統的回答。

就在這個報告中，劉伯承提出了進軍西南的任務，指出：第二野戰軍幹部一部要繼續留在南京，堅持經濟戰線上的鬥爭，另一部將到西南去進行軍事戰線的鬥爭。不論留在南京的或要到西南的，都要服從黨的決定。我們向西南發展，去消滅敵人殘餘力量，建立西南國防，乃是完成全國徹底勝利的光榮任務。不要因”此間樂”，就“不思蜀”了。此後，他就離開南京市的領導崗位，去籌劃進軍西南的工作了。

第十八章解放大西南

第一節大迂迴，大包圍

經過渡江戰役，國民黨軍不斷被殲滅，主力喪失殆盡，殘存的全部兵力僅剩150萬人。這些部隊紛紛潰退到華南、西南和臺灣等地，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援下，以白崇禧、胡宗南兩個集團為骨幹，進行最後的掙扎，他以為西南地區的地理和政治條件可資利用。秦嶺、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脈，象一道天然的圍屏，隔斷了川黔與內地的聯絡；盤根錯節的封建勢力和遍地林立的軍閥土匪，是他的反動統治的基礎；地處邊陲，便於取得帝國主義的直接援助。他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團及粵軍餘漢謀部組織所謂湘粵聯防，阻止解放軍向兩廣進軍，作為他部署西南的掩護；同時以嫡系胡宗南集團等扼守天險秦嶺、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軍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廣西，與四川的胡宗南互為呼應，聯絡雲貴軍閥，負隅頑抗。

5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發出關於向全國進軍的指示，其中明確指出：“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並有向昆明撤退訊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