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的。

早在這一年的5月，劉伯承在中共軍事學院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全面總結學院工作的同時，就提出了防止與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

8月，劉伯承赴京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從北京三次寫信給院黨委，明確地表示：“我們學了5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蘇聯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檔案中，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

9月4日，劉伯承又一次寫信給院黨委，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他說：“在檢討時必須發揚民主，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肯定那些是對的，就繼續發揚；否定那些有錯誤和缺點的，就改正。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作過火的鬥爭？？如說有錯誤，那是院長、政委主要領導青的責任。”

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於反對實際工作的教條主義傾向，態度是明朗、誠懇的，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勇於承擔責任的。

從9月10日開始，軍事學院黨委學習五個檔案，進行思想整頓。10月上旬，劉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會議之後，回到南京，主持召開了院黨委擴大會，總結檢查全院工作。並召開戰役系學員座談會，聽取對學院工作的意見。

當時，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製度，感到太緊張，太嚴格。當初，劉伯承堅持制定這兩項制度，出發點是對學員嚴格要求。讓學員學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慮，學員都比較年輕，大部分在30歲左右，應該讓他們多學點東西，這於國防事業，於他們個人成才都有好處。後來，在執行過程中，由於學員們一再提出意見，劉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調查，不斷加以改進。例如，在上午4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這次，根據學員們的意見，對這兩項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動，把“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8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絡實際能力的內容。還對教材內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類似這些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在所難免的，一經發現，也是能夠很快糾正的。關鍵是要有個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院黨委和劉伯承的領導下，軍事學院學習五個檔案的初期，糾正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正是堅持了這種態度，所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由於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加之6年來創辦軍事學院的日夜操勞，64歲的劉伯承越發感到精力難支，腦子、眼睛都出現病症。於是，他向中共中央軍委請假治療，並建議由陳伯鈞代理院長，鍾期光代理政委。

11月6日，劉伯承赴上海就醫。臨行時，他對學院的其他領導人感慨地說：“看來，今後我只能當個名譽院長囉！”

治療過程中，劉伯承仍念念不忘軍事學院的工作。他拖著病殘的身體，多次給院黨委和陳伯鈞、鍾期光等人寫信。在信中，他或提議：“戰史系的訓練計劃，必須靠我們本身根據目的、物件作出，不要多靠顧問”；或囑咐：“對《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一書，請組織翻譯，準確譯出，我可作校正，這於國防事業的研究太重要了。”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應蘇聯紅軍的邀請，與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人一起，赴蘇聯參觀蘇軍“在使用原子彈條件下軍進攻戰鬥的實兵演習”。在整個演習過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細認真，對一些有疑問的地方還直接用俄語向蘇軍有關人員詢問。因為他感到，自從1945年美國在日本長崎、廣島投擲原子彈以後，原子化學武器的研製和使用已經進入了新階段，對未來戰爭必然產生極其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回國後，他給軍事學院的全體教研人員和高階系、戰役系的學員做了長篇學術報告，介紹蘇軍原子化學武器的裝備狀況，闡述在原子化學條件下諸軍兵種協同動作的重要性，強調在原子化學條件下作戰，尤須加強集中統一指揮，提高各級指揮員的軍事、政治素質。他還把從蘇聯帶回的這本《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一書及其他一些資料交翻譯室，讓他們翻譯出來。由於各種原因，這件事一直沒有完成。這時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來，就立即寫信催促。拳拳之心，可嘆可欽。

在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封信中，他又就開展學術研究，以及反對教條主義等項工作提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