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斷絕，每天三、五小時的外出時間無法謀生。

為了更好地工作，我離開記者車，找到我剛認識的那位叫阿米爾計程車兵，請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爾很高興，爽快地讓我擠進吉普隨他們巡邏，吉普車內裝有一部破舊得看不出牌號的軍用電臺，嘰哩哇啦亂叫。阿爾米的紫色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緊握橫在膝蓋上的“加里爾”步槍，左手握著麥克風守護著車隊。在我腳旁扔著一支加了榴彈發射器的步槍和幾聽百事可樂。吉普車的風擋和車頂架著鐵絲護網，以防“恐怖分子”的石頭。可以想象得出，當恐怖分子的石塊雨點般飛來的時候，阿米爾猶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響的鼓裡。我和阿米爾聊起建立以色列202突擊隊的前國防部長阿里爾·沙龍，他問我是否仇恨沙龍。我說我討厭他的殘暴，但喜歡他的性格：誠實、勇敢、狂熱地熱愛自己的國家，還有他走險棋的軍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規定，18歲以上的高中畢業生，必須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則無法找到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好職業。阿米爾對自己的軍旅生活很滿意，他讓我多拍些照片，送給他在耶路撒冷的媽媽。

在埃爾伯利格（El　Boreg），我親眼看見一個黑衣人倒剪雙臂被以軍押進一間小屋。這裡的氣氛更緊張。街頭站滿了端M—16步槍、持大木棒、身背無線通訊裝置的以軍士兵。這些士兵除了頭頂鋼盔外，還穿了“開福拉式”防彈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記者身旁環繞一週，虎視眈眈地警戒著四周。我們腳下遍地是雜亂的石塊和彈殼。

正當大家四處張望之際，突然背後飛來幾塊石頭，我們紛紛四散隱蔽。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正砸在《東京新聞》記者松川貴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聲怪叫。4名以軍士兵撲向飛出石塊的樹叢，我和加拿大記者喬緊隨其後。翻過一堵矮牆，眼前是一大片靜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軍士兵用槍點著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鎮中的保護圈，見我就是不動，摘下自己的鋼盔扔給我。以軍不敢貿然進入桔林，我和喬在士兵保護下，退回到埃爾伯利格小鎮中心。以軍的吉普車圍著我們組成一堵車牆，車頭向外，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突然，離我不遠的一扇小門猛地開啟，一位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舉著一隻活老鼠，衝上街頭，邊跑邊用英語大喊：“我們生活不如老鼠，老鼠還能上街。”記者見狀蜂擁而上，但被以軍驅回。我爬上一輛被炸燬吉普車頂，用80—200鏡連扣兩張，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將其推回到院門裡，可他仍在屋裡跺腳大喊：“我們不如老鼠。”我緊張地倒回膠捲，藏在汽車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軍沒收。但以軍並沒有找我們的麻煩，只是命令我們立即回到車上，因為採訪已經結束。

十八、西岸——沒有攝影的攝影採訪

應以色列政府安排與眾多的外國記者參觀罷約旦河西岸的小鎮傑維科（Jevicho　）後，我深信西岸的宵禁（Curfew）已經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記者村田信一（ShinichiMurata）卻怎麼也不同意，這傢伙已經在中東跑了許多年。一年前曾與日本名記者淺井久仁臣（Kuniomi　Asai）一起在西岸遇險。那次淺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軍事區被捕。可淺井面不改色，掏出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指著上面的日文說：“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協會的，我來這裡是考察地形，準備建一所醫院。”以軍被呆頭呆腦的淺井弄得暈頭轉向，結果淺井獲釋。

村田說我身上的新華社記者證和以色列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記者證。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東北角一座僻靜的小樓，我領到了一張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記者證，我的標準像被壓上紫色的飛鷹圖案，上寫：“外國記者，請予幫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帶到耶路撒冷“美國殖民飯店”（American　Colony　Hotel）附近的一座小樓。一位三十幾歲的巴勒斯坦婦女接待了我們。她命令我將相機裝進包裡，然後帶我們鑽進一輛加長的梅塞德斯——賓士240D　（Mercedes　—Benz　240D　），駛出耶路撒冷，向東北方向開去。

1964年“六日戰爭”（Six　Day　War）中，以色列佔領了Judea　，由於位於約旦河西岸而被稱為“約旦河西岸被佔領土”，簡稱西岸，這裡也包括泛指的約旦河谷地。西岸被佔領土約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Ramallah、Nablus、Bethlehem和Heb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