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蓋）他如今犯了彌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在這個關頭，宋江可以有三個抉擇：一個是不顧情面，公事公辦，立即逮捕晁蓋，這種做法能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但卻會損壞他在江湖上的聲譽，落一個“賣友求榮”的罵名；第二種選擇是明哲保身，聽之任之，不參與其事，也不採取別的行動，官面上說得過去，江湖上也不會譴責他；第三種選擇就是通風報信，把晁蓋給放走，這可是要承擔巨大風險的。他幾乎沒做過多考慮就作出了抉擇，一方面把何濤穩住在茶館裡，一方面“擔著血海似的干係”，打馬報信去了。可見此人看江湖義氣比國家法律要重。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江湖上人”而不是“公門中人”。

吳越評70回本水滸傳　第十七回（8）

等他通風報信回來，更是不慌不忙。知縣看了文書，“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遣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訊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落。’”這樣說，不但又給晁蓋騰出了處置家財的時間，還讓知縣覺得宋江辦事周到。宋江的處置，帶有很強的職業特點。他是個管文書檔案的押司，養成他隨機應變，處事周全的能力，也培養了他喜歡玩弄權術的手段。

在皇權社會里，真正“忠於皇上”的人不是沒有，但是多數人在國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社會利益（或曰人民利益）和個人利益、友人利益發生衝突，必須選擇的時候，連以“忠義”出名的宋江，也是首先考慮“哥兒們弟兄”這個“義”字，而不考慮“君臣如父子”這個“忠”字的。

關於宋江的“忠義”，看來只是施耐庵企圖強加給讀者的一種概念。連金聖嘆這位評《水滸》的專家，也大不以為然。他在這一回書的評語中，就認為宋江私放晁蓋，是一件大大不忠的行為：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罪浮於群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旦暮遇之。此豈其人性喜與賊為徒？

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群盜也，吟反詩為小，而放晁蓋為大。何則？放晁蓋而倡聚群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本傳之始，而初無一事可書，為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能為之諱也。

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密之至也；三更奔到白家，則機密之至也；五更趕回城裡，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頭臉，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也；何濤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候做眼，則機密之至也；眾人都藏店裡，則機密之至也；何濤不肯輕說，則機密之至也。凡費若干文字，寫出無數機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寧恕群盜，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水滸》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真不知馬之幾足者也。

寫朱仝、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為朱仝巧，雷橫拙，朱仝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過朱仝一著。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早已做過人情，則是朱仝又讓過宋江一著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真是寫得妙絕。

李生曰：“梁山泊賊首，當以何濤、宋江為魁，朱仝、雷橫次之。一邊問個走漏訊息，一邊問個故放賊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

又曰：“從來捉賊做賊，捕盜做盜，的的不差。若要真正除得盜賊，只須除了捕快為第一義。”

李贄評：何清閒裡覷著賊蹤，精細極矣。若何濤則語以洩敗者也。

又評：公明，吏也；朱仝，差役也。救危拯急，何等心腸！豈爾時承行錢、承牌錢，尚未有此例與？

王望如曰：智多星計取生辰綱，偷天換日，而不能逃何清之窺伺者，一則賭場認得晁保正，一則行路認得白日鼠，一則鄆城時縣令行保甲之法，註明客商何處來，何處去，如日記然，可按籍而呼也。朱仝、雷橫，皆爭放晁蓋者。橫要打後門，仝賺橫打前門；仝做得人情，橫做不得人情。故聖嘆曰：朱仝巧、 、雷橫拙。

又曰：重朋友，輕朝廷，市私恩，壞###，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獨鄆城宋押司也。朱仝橫仝、雷橫爭放晁蓋，而獨責公明者，以賺何濤荼坊等候，縱快馬報當東溪，緩縣官暮夜拿捉，計最巧，又最先耳。客曰：公明私放，以為權術可，以為仁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