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方面的變化組合在一起時，就會發現，該國的貿易條件將趨於惡化，即生產成本由於國內工資率的上升而提高了，出口價格則因為外部需求的相對減少而下降了，結果其原有的比較優勢就會因為其貿易條件的惡化而蕩然無存。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一國要保持貿易和經濟增長，就必須依靠自主的技術創新來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或者是透過創新活動的常規化直接轉向自主創新競爭。因此，關於比較優勢競爭和自主創新競爭的聯絡實際上是一種靜態和動態的關係，即自主創新是對比較優勢的動態調整。從國際經驗來看，這種動態的調整過程事實上可以採取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是漸進式的，其方法就是“幹中學”；第二種是激進式的，其方法就是熊彼特所說的“毀滅性”創造。這兩種調整方法的差異既與成本有關，也與收益有關。毫無疑問，“幹中學”的投入成本和調整成本都要比“毀滅性”創造低得多。但是，“毀滅性”創造一旦成功，其收益將會比前者高得多，當然，正因為其收益高，所以這種調整產生的風險也就要比前者大得多。

比較優勢、自主創新、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3）

比較優勢競爭與自主創新競爭的增長與福利效應

成功的比較優勢競爭和自主創新競爭都可以導致一國的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的增進。但是，我們有必要指出的是，這兩種不同的競爭模式在導致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增進的同時，它們對就業，從而對收入分配所產生的影響卻是截然不同的。

1。比較優勢競爭的增長與福利效應

當一個國家能夠藉助比較優勢而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時，就會產生以下幾種經濟效應：

第一，透過出口本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品、進口本國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品而獲得比較利益。產生這種比較利益的源泉就是：一方面，本國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要低於外國，但是卻可以按照外國較高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另一方面，本國進口商品的國內市場成本要高於外國，但是卻可以按照國際較低的價格購買。由此而發生的貴賣（出口）賤買（進口）活動（即國際貿易），也就是進出口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動效應（其結果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貿易條件的改善），使得本國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也不改變本國要素稟賦結構，只需對進出口商品的生產結構加以調整的條件下即可實現收入的增加。

第二，比較優勢競爭的規則是一國應當用本國存量最為豐裕，從而成本最低，也是最具國際競爭力的要素去生產該種要素密集的產品。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可以獲得上面所說的比較利益，即在不增加投入的情況下增加本國的國民收入，而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它可以增加本國那種相對豐裕的生產要素的收入。這是因為：一方面，透過國際分工而增加的需要本國那種豐裕要素投入的產品的生產可以實現該要素的充分就業，並且使得它逐步成為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而導致其價格的上升，比如當這種豐裕要素是勞動力時，那麼工資就會上升，勞動者的收入就會趨於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存在著由該要素生產的產品的在國際社會“貴賣”的套利機會，那麼這種要素的價格及其所有者的收入也將比沒有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時候要更高。

第三，從長期來看，當一國有能力把藉助於比較優勢競爭而獲得的比較利益用於資本積累，那麼即使沒有技術進步，經濟也會發生增長，因此結果就會像亞當？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經說過的那樣：分工、積累和貿易是經濟增長的基本源泉。

2。自主創新競爭的增長與福利效應

與比較優勢競爭一樣，自主創新競爭也可以帶來一個國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增加和經濟增長的效應。一個國家透過自主的技術創新，首先可以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在其他條件都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意味著成本的下降，而成本下降則會導致本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在本國所面對的貿易條件不變時，出口成本的下降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會導致本國貿易所得的增加。

自主創新競爭所導致的經濟增長與比較優勢競爭所導致的經濟增長在機理上則很不相同。除了人們可以用增加的收入進行資本積累來實現經濟增長之外，考慮到自主創新競爭是一種迂迴的生產過程，所以一國在選擇自主創新模式時，必定會造就一個規模可觀的、廣義的“中間品部門”，這個規模可觀的中間品部門可以包括教育、研發等狹義的中間品生產領域，這些部門與領域的誕生和發展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內生增長。　。　想看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