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情形雖然聽起來很糟糕，但是卻並不嚴重，因為在經濟欠發達國家中，這類問題絕對難於杜絕。讓一切變得更加糟糕的是，在中國所有的產業領域裡，吸納資金能力最強，利潤率也最高的行業，都被國家所壟斷和掌握。而且這種壟斷與掌握，甚至已經浮於水面，成為了公開的政策意圖。

早在2006年12月底，國資委釋出了著名的“國控檔案”，吹響了國進民退運動的號角，在這份檔案中表明，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這七大領域中，國家要保持著“絕對控制力”，而在裝備製造、汽車、電子資訊、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裡，國家也要保持“較強控制力”。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絕大多數的投資領域都已經成為民間資本的禁地，這些領域是普通民眾絕難企及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那些手持巨資的溫州商人，紛紛前往西北、東北去投資礦山、油井、煤田、而在國家收緊壟斷力度之後，這些豪情萬丈的投資者終於不得不黯然離場。

那麼，現在我們的問題就來了，這些被清理出場的投資者究竟會去哪裡？他們手中的資金，又究竟會去哪裡？

答案很簡單，正是在國家壟斷政策的影響下，這些投資者轉向了房地產市場，成為了交易中買方主力，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風雲一時的“溫州炒房團”。

我們在這裡舊事重提，其用意就無非是為了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的獨特國情之下，民眾無論貧富，其投資渠道都已經被嚴格地限制在極其狹隘的領域內。回報率高的領域難於進入，回報率低的領域又不屑進入，在“國家壟斷”與“政府控制”的鐵臂合圍之下，民間的資金無論多寡，都只能選擇繞流。

按照常理來說，當資金在產業領域方向上受阻的時候，可以選擇在空間上進行擴張，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大的國家內，這無疑是極其有利的選擇。然而，中國偏偏又是一個地域經濟高度不均衡的國家，譬如，僅就東西部來說，其發展的不均衡狀態，就使得產業鏈、人才分佈、基礎設施都呈現出高度集中的形態，而這又使得產業投資的空間轉移和區域均衡絕難在短期內實現。

當資本在產業間被壟斷壓制，難於實現突破、在區域間被客觀因素限制，難於實現擴充套件的時候，實際上就意味著資金在客觀上已經再不可能大量進入實業領域，而實業領域的回款速度之慢，回報率之低，也使得投資者們不願青睞於此。

於是，這些被驅趕出來的資金，便只能選擇較為虛幻的資產領域進入，其一為股市、另一個便是樓市。關於流入股市的資金究竟發生了什麼故事，我們在後面會有專門的敘述。而樓市的過熱，卻因為這些“洪水猛獸”般資金的湧入而鑄成今日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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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重重的地產市場結構

民眾缺乏良好的投資渠道，已經是無可爭論的事實，我們剛剛從大格局論述了這一問題，假如立足於民眾的微觀視角，這種感覺必然會更加深刻。

不過，這個問題我們要留給後面的篇幅，在這一節中，我們要說的則是另外一個話題——房地產市場的獨特結構。

在任何事物的變化過程中，都存在著外因與內因兩種制動性因素，在這裡，如果說流動性過剩與投資渠道狹窄，構成了房地產市場過熱的外部因素，那麼這個內部因素，便註定要歸結於房地產市場獨特的結構。

在我們的一部分媒體中，經常會出現關於批評地產商操縱行為的文章，這一類文章有著良好的意願，的確，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裡，的確存在著數量不菲的“幕後教父”，如同操控提線木偶一樣將房價上下撥弄，從而造成了樓市過熱、房價過高的局面。

這樣的觀點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如果將樓市過熱的原因完全歸結於地產商的操縱，便未免有掛一漏萬之嫌，比起地產商的操縱，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地產市場實在缺乏自我調節能力。

按理說，像一個資金持量如此巨大的行業，資本的力量理應相當強大，唯市場的意志馬首是瞻，實現市場的自我調節更是不在話下。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一個市場失靈的局面呢？

這個問題的根源，其實還是停留在制度的層面上。

我們都清楚，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土地的產權歸屬自不必說，即使是土地的轉讓、審批許可權，也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這樣一來，無形中便相當於政府壟斷了土地一級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