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敵視，對企業管理當局的敵視，導致組織內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在這種狀態下，企業無法讓一個“工作中的人”站在企業整體的立場上為產量、質量、成本和利潤或效率做貢獻，企業也因此無法在更大的執行規模上保持效能。可謂社會、企業和個人同時陷入困境。在德魯克的思想中，社會是靠大家來維護的，如果某人喪失了社會功能，也就喪失了社會身份，就喪失了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社會責任，成為一個被社會“放逐”的人，自然他也就不會關心或維護這個社會。

究竟如何擺脫現實困境，以及解決企業內部普遍的對立和衝突，尤其是勞資衝突，實現企業內部利益關係的整合，有賴於一個具體企業的“管理”。儘管我們不能給一個具體企業設定管理的內容，但是企業管理的一般原則和基本思路是確定的，因為整個社會需要有內在的一致性。這就是承認企業是社會的一個組織機構，是一個“社群”或社會的不可分割的“分子區域”；企業成員不是經濟人，而是社會人；明確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地位，據此建立起一個組織的公正，形成組織協同的制度性規範，包括保障組織成員的生活和就業安全，以及滿足組織成員的需求，統一企業成員的意志。

德魯克認為，就像企業是社會的一個“功能組織”或一個“器官”一樣，管理是企業或一個組織機構的“器官”，即透過管理來實現組織機構的效能。管理和組織，就像人體與器官不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同時，又可以從觀念上分辨出來，分辨出管理部門和管理系統的存在，如同人體中的器官，以及某個器官主導下的功能性子系統。真是妙不可言，德魯克總算自圓其說了，把組織理論和管理理論，在觀念上區別開來了，也使自己成為現代組織理論的第一人，當然是基於“政治社會學領域”的現代組織理論，否則就是對巴納德、西蒙和斯隆的不公。德魯克一直強調，《公司的概念》更為重要的意義是開創了“組織研究的領域”，而社會上的人則始終認定《公司的概念》是一本管理著作。

《公司的概念》出版後，德魯克直面自己的未來選擇，必須在“政治社會學”與“組織管理學”之間做出選擇。當年韋伯始終是站在“政治社會學”領域研究“官僚科層制組織”的；而德魯克從“政治社會學”領域出發，最終進入“組織管理學”領域。不過他的心依然繫於社會問題，尤其到了晚年更是這樣。德魯克的選擇有種種主客觀動因，他自己認為“組織管理領域”是一個空白，補全這個空白對工業社會的正常執行意義重大。

客觀地說，他是為自己開創的“現代組織理論”找落腳點。《公司的概念》畢竟是在通用汽車公司的“管理實踐”基礎上完成的，遠在德魯克介入之前，通用汽車公司已經成功地使生產經營過程處在“有組織的狀態”，已經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現代工業組織”。德魯克必須用“現代組織理論”，重新對過往的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進行整合，包括重新解讀通用汽車公司的“管理實踐”，賦予斯隆創立的分權制管理以全新的含義，賦予泰勒進而福特的生產作業過程管理以人文精神等等。否則，他從“工業社會”的政治社會學領域演繹出來的“現代組織理論”，以及他不斷發展的思想觀念和價值主張，無法形成始終一貫的體系，具有形態上的完整性，從而也就無法證明用他的工業社會的思想和主張，去改造現實企業的組織理論，並不是一種烏托邦，一種觀念形態上的假說或空想，而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客觀必然性。

我對彼得·德魯克的理解（6）

《公司的概念》出版後，德魯克必須為自己的早期思想做一個總結，把自己完整的思想聚焦於未來研究的方向，準備無拐點地向“組織管理領域”縱深開拓，這就是1950年出版的《新社會》。《新社會》更加集中，也更加清晰了他“建立工業社會秩序”的思想，明確指出企業組織是現實社會的代表性機構，代表著社會的經濟基礎；政府組織也是社會的代表性機構，代表著社會的上層建築。企業組織和上層建築之間，存在著互為前提、相互制約的密切關係。如果不改變現實上層建築的觀念、原則和制度，就無法解決工業社會的根本問題，無法使工業社會正常執行。上層建築必須服務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改變必須依據企業組織的改變。現實社會動盪的根源，存在於企業組織之中，存在於大規模生產經營的組織方式之中，存在於企業非人化的組織方式之中。

企業作為工業社會一個獨立的組織成員，必須像社會的一個普通公民一樣，必須按照社會正常執行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