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現代組織，我們將無法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工作，只有大型組織才能讓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貢獻力量並獲得報酬。相反地，如果離開了在廣泛的知識領域和學科中受過大量正規教育的人們，現代組織也將一無是處。

但也就是在這個僱員的社會，工商企業，特別是大型工商企業日益為僱員的利益謀求發展，而不是如法律或政治詞令所說的是為股東的利益謀求發展。首先，“工資基金”——就是分配給僱員的那部分國民收入——現在達到了國民總收入的85％（這一比例在歐洲更高，像在荷蘭就達到了96�5％的頂峰）。與100年以前的工資基金相對照，當工會首次發表他們的宣言和計劃時，工資基金所佔的比例還不足40％。

ⅩⅩⅪ而同樣也是在僱員的社會，僱員正迅速成為唯一真正的“所有者”。在美國，透過養老基金的設定，這一點已經成為事實。在大多數大公司中，除去費用和稅務後的可支配利潤中，有一半甚至更多被留作養老基金。養老基金現在總共擁有“財富500強”和其他大公司大約一半的股權資本，另外一半的收益，養老基金又以股息或是以資本增值的方式，佔據了半壁江山。在其他國家也是殊途同歸，比如在日本的“終生僱傭制”，也就是說，除非破產，僱員是公司收入的第一個分配者。

在僱員的社會中，只有透過為某個組織工作，一個人才能維持生計、獲得社會地位、得到承認和擁有職業生涯。財產的獲得也是這樣。因為透過養老基金，日益增加的基金收入成為僱員有望積聚的一筆最大的收入，只有極少數極富有的人除外——甚至包括獨立工作的律師或是醫生。

逐漸明確的是：一個人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和要被完全接受為一個社會成員就必須擁有一份工作。

然而我們創造的是一個僱員社會，而不是勞動者的社會。政治詞令仍然說及資方和勞方，但是我們社會的代表性團體和實際上的大多數團體已不再是任何一方，而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從事“知識工作”的、受僱用的“中產階級”，這一階層的成員是僱員而不是“無產者”。他們是知識勞動者而非靠體力謀生的藍領工人。他們是下屬但卻在很多場合他們也是老闆，也有自己的屬下。他們視自己為管理層的一部分，雖然他們完全明白他們的目標和願望與僱用他們的組織——無論是企業、醫院、大學，還是政府機構——之間存在某些矛盾。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明確的身份，也沒有明確的政治或社會特性。

這一群體將表達發達的組織社會的真實社會問題。它的地位如何？它與權力機構的關係如何？

在寫作本書之際，甚至無人注意到這一團體。《公司的概念》意識到這樣一個組織的浮現，但並沒有將它視為社會的中心群體。與當時的任何人一樣，它看到了勞方和資方，但這一新群體顯然既非勞方也非資方。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序言（14）

ⅩⅩⅫ這一群體成為大多數的事實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在所有發達國家傳統政策所面臨的危機。這是一個還沒有政治歸屬的群體。它不能簡單適合於任何一項傳統政策或政治習俗。它在很多方面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群體，但它並不符合保守的傳統形象，既不是傳統的“地主縉紳”，也不是傳統的商人。在很多方面它又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群體，但它也不符合任何自由的傳統形象，當然不適合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也不適合歐洲社會的*政治。它是各個政黨競相爭取的群體。它不信任傳統型別的領導人，然而它也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領導方式。這解釋了在最近十年左右所有發達國家裡，為什麼那些以前會被視為“政治投機分子”的人能夠爬上政治的頂峰——美國的吉米·卡特和羅納德·里根，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英國保守黨的領導是一個女人，一個小店主的女兒，一個會計！還有什麼比這更難以想象？），還有日本的鈴木（其唯一稱得上的特別之處就是他是一個漁村的世襲村長，他成為首相的僅有資格是他從不主張削減對家鄉漁民的補助）。

這些變化大部分源於公司和其他同一種類成員的機構，即現代組織的出現。但是反過來，這些變化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公司發展的內外部環境。

公司本身也正如它置身其中的社會一樣發生了變化。

通用汽車公司，40年前現代組織的典範，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一個提供單一產品的公司，一個基本上在美國這一個國家內發展業務的公司和一個製造型公司。典型的現代公司是高度多元化的，其業務不僅涉及製造業還涉及非製造業，像金融業務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