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場中採購了價值10萬兩的絲綢、棉布等等貨物。

這個年代，明朝與任何一國建立貿易往來，基本上都是明朝貨向別國傾銷。而且，無需明朝商人主動傾銷，而是外國商人，拼命的從明朝進口各類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來天津貿易，給天津市舶司帶來的稅收達到15萬兩之巨！而且，還深受商人的歡迎。。。。。。。

而明朝其他的稅收體制已經徹底敗壞了。暴利的產業收不到稅，而只能在自耕農身上徵收到稅收。

比如茶葉生產向來是暴利產業，一畝茶園能夠創造十多兩銀子的效益。

但是整個浙江省的茶葉稅，茶園種植面積超過百萬畝，卻只收到幾十兩銀子的稅收，茶葉稅在南方已經名存實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會高舉“與民爭利”的高帽子！

中國古代文人口中所謂的“民”，並不是底層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縉紳階級！所謂與“民”爭利，就是與有錢有勢的大地主們爭奪利益。

而官場上的官僚們，大多數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貧寒計程車子，當官之後很快也會成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團。…；

因為本該是納稅主體的既得利益群體，“既當球員又當裁判”將朝廷體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後期以來朝廷稅收制度一敗塗地。

而張居正這個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進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府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歷次的稅制改革失敗，原因是假設了一個前提——“有良心”地主會為大局著想，自我約束。

但是這個假設的前提，永遠不會實現的！

因為大地主利益集團整體短視，只為自己利益著想，從不顧全大局。

君不見張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東林黨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們已經以抗稅、漏稅為榮。

這種人格已經被貪婪扭曲，還不停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找正義藉口的一批人，不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