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過我們那份報紙的事情，因為我們這些當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頭的那份報紙早就銷燬了。

回到饒陽縣，這裡已經不同往年了。張所長認為，這些*如果天天在屋裡待著、憋著、餓著，早晚會出事。說：閒飢難忍，乾點兒活兒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則，這夥人指不定琢磨出什麼呢。於是，這裡開始擰麻猴。

所謂“麻猴”在北京叫軸毛，就是一條五彩的麻毛。當年人們騎腳踏車的時候，就把這軸毛拴在車軸上擋油。隨著車輪旋轉，顯出騎車人的風采。這也是當年腳踏車的裝飾物。

估計這“麻猴”零售也沒幾個錢，附加值極低。幸虧我們這些犯人都是免費勞動力。別看這個小小的“麻猴”，製作也不那麼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運到看守所中間的空場，然後由勞動號（有特許勞動權的犯人，一般都是當地犯人。）用大鍘刀，把那些長麻鍘成一尺長左右的短麻。然後，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術的犯人，把這些麻染成紅、黃、藍、綠四種顏色。下一個工序是：把這些色麻分發下去給老弱病殘的犯人，讓他們用梳子把這些麻梳成像蠶絲那樣通透柔軟，發出緞子般的光澤。

我和老七算是青壯勞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車間。三年多來，由於我們是同案，所以一直關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號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車間，我們倆的車床就可以挨著，就可以暢聊一通了。這裡所謂的車床就是木製的土車床，我們就用這種車床依次把不同顏色的麻毛，用一根鉛絲把它們擰在一起。生產出我們這個工廠的唯一產品——麻猴。監獄長為了刺激生產力發展，把我們的產量和我們伙食的定量綁在一起。

一開始，當地的青年農民手頭都比我們利索多了。他們認定我們肯定玩兒完了。他們吃最高的定量，我們吃最少的定量。這還不算，一不留神，我還把自己的手掌給剪了個大口子。這又讓那些青年笑得喘不過氣兒。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樣，三個月以後，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漸漸地我們就開始吃最高定量，而新來的農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術的老農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們了。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還進行了技術革新，不但把那個車床進行了徹底改造，還把當地多少年來擰“麻猴”的標準程式和姿勢都進行了改革。這些改變，地位的轉化，並沒有引起饒陽當地人和我們之間的矛盾。他們很樸實，能面對現實。笑話我們的時候很真誠，佩服我們時也很真誠。　。。

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22）

我們把這裡的“麻猴”產量翻上去不只一番，這裡環境因此就變得更加寬鬆。一天，張所長高高興興地把我們集合起來發表講演，說我們的改造已經初見成果，現在產量上去了，超額完成了任務。可是，質量也要嚴格把關。質量過關以後，下次改善，一定有豬肉燉粉條。雖然，他的講演時肯定剛喝了酒，但就算這麼說說，我們也高興。在饒陽我們一年標準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舊年（春節）。他老人傢什麼時候給我們吃豬肉燉粉條，那就不知道了。

最讓我們高興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產標兵，所以吃的比過去多多了。暫時不再被飢餓煎熬。其實張所長也沒有給我們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進來犯人的部分口糧挪給我們吃了而已。新來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產指標。我們也沒有因此良心不安，因為當地犯人都在這裡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勞改隊去服刑。在勞改隊他們成了合法勞動力，到了那兒他們就不會捱餓了。而我們等於是死緩犯人，不知在這裡還要等多久，所以自保為先。在這裡開展生產之前，和我們一塊兒來饒陽的北京氣象學校學生鄒宗志，就餓死在這裡了。我們不想重蹈他的覆轍。

開展生產對我們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在車間裡天天一邊擰麻猴，一邊聊天。有時候，我們也一起唱歌。當地的青年也不時唱點樣板戲或語錄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來《倫敦德里小調》。也許，那憂傷的情調很符合那時大家的心情，所以，我們倆就一遍遍小聲唱著，不願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覺中，其他北京青年和當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個車間都寧靜下來，除了車床的嗡嗡聲外，剩下來的就是我們倆的歌聲。

這時，我們倆才發現大家都在聽這首歌，唱完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來。人們都沒說話，大概還沉靜在那個曲調中。過了一會兒，休息開飯了，幾個青年走過來，有北京的，也有當地的，都向我們要歌篇，我和老七答應晚上值班的時候，幫他們回憶回憶，寫出歌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