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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剩下的時間並沒有什麼特別，女孩送奶奶回家，諾拉去找她的同伴玩，蘿西回房間讀書，也許是打包行李和寫字條，也可能坐在床邊不停深呼吸。之後是下午茶、繼續做家務、看電視，還有教諾拉寫數學作業。

那一整天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蘿西心懷計謀。

“天使，”戴利太太黯然說道，“一整個星期，她就像天使一樣，我早該看出來的。”

諾拉十點半左右上床，其他人十一點過後。蘿西和她老爸第二天一早還得工作。姐妹倆共用後面的臥房，父母親睡另一間。戴利家沒有沙發床。

諾拉記得聽見蘿西換睡衣的窸窣聲，還有她上床前說的一句“晚安”，之後就印象全無了。她沒聽見蘿西下床，也沒聽見她換衣服、溜出房間走出公寓。

“我睡得像個死人似的，那幾年，”諾拉語帶反駁，彷彿這些年承受了許多責難，“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你也知道青少年是什麼樣子……”第二天早上，戴利太太去喊女兒起床時，蘿西已經不見了。

他們起初並不擔心，和馬路對面的我家差不多。我認為戴利先生對於現代年輕人毫不體貼頗有微詞，但他也僅是如此而已。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都柏林安全得跟家裡一樣。他們以為蘿西有事提早出門，為了女孩子才有的神秘理由去和其他女孩見面。就在蘿西剛剛錯過早餐之後，莎娜西家的兩個男孩和貝利·荷恩帶著字條出現了。

大冷天的星期一清晨，他們三個一早跑到十六號做什麼沒有人知道，但我敢說不是大麻，就是黃色書刊。那裡藏了兩三本珍貴的雜誌讓大家輪流分享，是一年前某人的表哥去英國弄回來的。總之，事情就是那時暴露的。戴利家的說法沒有凱文的生動，他們描述期間，凱文瞄了我一兩眼，但大致內容是一樣的。

我朝手提箱努了努下巴：“手提箱放在哪裡？”

“女孩的房間，”戴利太太搗著臉說，“蘿西拿來放她多餘的衣服和舊玩具之類的，我們那時還沒有壁櫥，沒有人有——”

“你們回想一下，有誰記得自己最後一次看到箱子是什麼時候？”

沒有人記得。諾拉說：“可能是好幾個月前，蘿西將手提箱放在她床底下，只有她把箱子拖出來拿東西的時候我才會看到它。”

“箱子裡的東西呢？你們還記得最後一次看到蘿西使用箱裡的東西是什麼時候？例如放那些錄音帶，或是穿那些衣服。”

一片沉默。接著，諾拉突然脊背一直，音調拉高一截說：“隨身聽。我星期四看到，就在她離開三天前。我放學回家會從她床頭櫃拿出那臺隨身聽，放她的錄音帶，直到她下班回來。要是被她抓到，她會拍我耳朵，不過還是很值得。最好聽的音樂都在她的……”

“你非常肯定是星期四看到的，為什麼？”

“因為我是那天向她借的。每週四和週五，蘿西會和伊美達·提尼一起走路上下班——你還記得伊美達嗎？她在工廠做縫紉，和蘿西一樣——因此不用隨身聽。其他幾天，伊美達和蘿西不同班，蘿西自己走路去，所以會帶著隨身聽。”

戴利先生漠然地說：“她當然記得，因為蘿西跑掉之後，我隔了很久才允許諾拉出去閒晃。我們管得太鬆，結果失去一個女兒，我可不想冒險失去第二個。”

“有道理，”我點頭同意，彷彿這麼做再正常也不過。“星期四下午之後，你們都不記得再看到箱子裡的東西了？”

全部搖頭。假如蘿西星期四下午還沒打包，那要親自去藏手提箱就有點難度了，尤其她老爸又像只杜賓犬。雖然差別不大，但有人替她藏匿箱子的機率似乎越來越高。

我問：“你們有沒有察覺誰在她身邊出沒，會去騷擾她的？有誰讓你們擔心的？”

戴利先生的眼神說：除了你還有誰？但他沒有講出口，而是平平地說：“我要是發現有誰騷擾她，早就處理了。”

“有和誰起過爭執或鬧出問題嗎？”

“她沒跟我們說過。這種事，你應該比我們清楚。誰不曉得那個年紀的女孩子對父母親向來三緘其口。”

我說：“最後一件事，”接著伸手從外套撈出一疊大小剛好裝得下快照的封套，遞了三封給他們：“你們有誰認得這個女人嗎？”

戴利一家瞪大眼睛，但沒有“啊”的反應，或許因為相片裡的女人是內布拉斯加州的高中代數老師，而相片是我從網上下載的。我到哪裡都帶著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