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斯通說，“他最初未必想當詩人，倒是我要他當詩人。”斯通最賞識、施予最大影響的也的確是福克納身上的詩人氣質，並且完全可以保持福克納對詩歌的專注。福克納從事散文寫作是從擺脫斯通的影響開始的。但是，他繼續作詩是出於對自己同埃斯特爾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不是出於斯通的督促。他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為女人寫作的男人。1925 年4　月終於改行寫小說之際，他在《兩面派》雜誌上發表文章，聲稱寫詩是“為了便於調情”，而且說女人最難防守這一著，因為她們不是“為藝術而對藝術感興趣”，她們是“為人而對藝術”感興趣。《古老而新生的詩篇：《朝聖之旅》作為早期成就的總結，價值不大，但至少有一點，足以說明福克納對自己與埃斯特爾的關係的看法已經流於俗套。這一變化在1919 年的詩歌中早有流露。在《牧神午後》中，詩人踉在心上人身後，穿過“唱歌的樹林”，讚美她“富有挑逗性的……雙膝”，看她轉身像跳舞，最後兩人“手挽手散步”。雖然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願望”，想去一個更深夜靜而意興正濃的中午之境，直到這股莫名的願望消逝，才突然“傳來一下猶如深沉的鐘鳴，他倆翩然起舞。”在《大理石牧神》中，詩人表現了更大的不滿。他是“一個夢的囚犯”，他歌唱、反抗命運的枷鎖。按他的心願，他一半是浪漫的戀人，一半是牧神的門生；實際上，他是一個遲遲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