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亮得多）。一來二去的，四連的軍事技術就逐漸在全團遙遙領先，“鐵騎兵”的名聲也傳出去了。

曾玉良堅持改練新技術，其實是想改變騎兵團的戰法。

騎兵的分類五花八門，但簡單說來就是兩種：騎馬打仗的和不騎馬打仗的。一二九師騎兵團原先就屬於“不騎馬打仗的”，其基本戰法是乘騎行軍、下馬作戰，說好聽點是“槍騎兵”（和現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說明白點就是騎馬的步兵。在這類騎兵中，戰馬主要是作為運輸工具，戰士們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槍。

這種戰法不好看，但這種戰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戰以後，各國軍隊都認識到：騎兵在機槍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隊衝鋒，純屬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槍騎兵”的路子——行軍的時候利用戰馬提高行進速度、擴大活動範圍，打仗的時候放棄乘馬衝擊，下馬徒步作戰。

在當時，不僅八路軍騎兵是下馬作戰的，國民黨騎兵也是。西北“青馬”、“寧馬”是“槍騎兵”，日本騎兵也是“槍騎兵”。所以，雖然中日雙方都有騎兵部隊投入戰場，但在戰鬥中就極少能遇到騎馬對殺的場面，因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槍，誰想耍馬刀格鬥也沒人肯接招。

“槍騎兵”擔任追擊、包抄、穿插任務，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遠，還能攜帶一些重武器參與進攻和防禦。但是，“槍騎兵”下馬作戰的時候需要可靠的“馬樁”，這就要求他們必須保證後方基地的穩固。換句話說，對“槍騎兵”而言，行軍時戰馬是重要的工具；作戰時戰馬卻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敵，就有被殲滅的危險——這在遊擊作戰的環境下顯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變下馬作戰的風格，把一二九師騎兵團變成“輕騎兵”。

輕騎兵採用乘騎作戰方式。如果說“槍騎兵”是“打了就走”，那輕騎兵就是“邊打邊走”。和“槍騎兵”相比，輕騎兵更加快捷、衝擊力更大，但同時也存在著負重能力差、防禦能力弱的缺點。由於自身無法攜帶重武器，缺乏攻堅手段和防禦手段，輕騎兵更容易受到敵方重火力的打擊。

第八章新來的團長（4）

在機動性和抗打擊能力的取捨上，曾玉良團長選擇了前者。他認為：“日軍的火力雖然猛，但華北平原這麼大，鬼子部隊分散，不可能把機槍大炮集中起來對付我們。只要我們走得快，遊動及時，就一定能戰鬥下去。”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對的。1942年以前，在冀魯豫敵後戰場上活躍著四支八路軍騎兵團，只有一二九師騎兵團改成了輕騎兵，也只有一二九師騎兵團堅持到了抗戰勝利。

“百團大戰”之後，抗日局面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偽政府在其佔領區搞了一次“治安綜合評定”，評分標準包括四個大項、二十個小項。評來評去，“重要地區評比”中河北、山東的交界地區最差；“河北評比”中冀中最差；“山東評比”中魯西最差。騎兵團當時在魯西北，聽說這個成績，大家都樂了，紛紛表示要繼續努力，爭取“全國倒數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肅正建設三年計劃》，從華東抽調第十七、第三十七師團到華北搞“強化治安運動”，採取“囚籠政策”，企圖用鐵路、公路、封鎖溝和據點圍困住我抗日軍民。

就在日軍加緊對華北實施“強化治安”、大“掃蕩”的時候，1941年1月，國民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皖南事變”。為救援新四軍遇難部隊，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緊急南下，留在根據地的八路軍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剛結束的“百團大戰”中部隊減員嚴重，新八旅（由先遣縱隊和“築先縱隊”合併而成）的戰鬥力又比較弱，這就使得陳再道司令員在反擊日軍時難免捉襟見肘。因此，一二九師騎兵團奉命回到冀南、受軍區領導直接指揮，擔任戰區的機動力量，承擔起“救火隊”的重任。騎兵們沒有辜負首長的信任，面對日益惡化的形勢，他們積極拔除據點，破壞封鎖溝，襲擊敵交通線，給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

1941年初，騎兵團奉命夜襲山東陽穀縣郝樓據點。當時，各連隊在況玉純政委的指揮下徒步攻堅，架起梯子硬衝寨牆，戰鬥打得很激烈，雙方的傷亡都很大。八路軍打了一晚上也沒把主炮樓拿下來。突擊隊提出炸掉炮樓，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說是樓裡有我們的內線，結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沒看見內線有啥動靜。天亮以後，由於擔心日軍增援，騎兵團就撤退了，而據點裡的殘敵也被八路軍打怕了，跑到陽穀縣城去再也沒敢回來。

郝樓之戰恢復了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