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他身邊走過，他茫然地望了我們一眼，不知他是否認出了我，他曾經揚言要我們家破人亡，（一九七五年）多次衝進我家來打我父母。沒有想到命運會開這麼一個玩笑。在這裡我就不多去描寫這戶人家了，大家如有機，可去看《企業女幹部》，那裡會告訴你們一切發生的故事。我在《序》中這樣寫道：“我懷著的悲痛與孤獨，咀嚼著這段苦澀的歷史。過去的都煙消雲散了，但我走到那倒塌的廢墟，佇立在那雜草邊的瞬間，人和故事自然渾沌地交融在一起，像是夢幻，故我就寫我熟習的故事。”

“他也算一戶？”我問小夏。

“是的。”他回答，好像沒明白我的意思。

我開玩笑地說他只能算半戶人家了。

“還有就是一對萍鄉知青和小朱夫婦，跟我們家一樣，買下了林場的桔園。”

這裡顯然沒有值得驕傲了，他們和山一起迎接晨光，一起送走夕陽。我們走到小河邊，清澈的河水裡映著死一樣的樹影，恍如那過去了的光輝精髓落到這裡面，是醜陋、罪惡、悖德，我不知道。回想起來，彷彿一個偉大的時代瞬間崩潰了，卻讓有些人觸控到痛苦的巔峰，再也沒有控訴的機會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三七）往事 舅舅（1）（這是1975年冬的事）

（這是1975年冬的事）

一九七五年的初冬，對我們家來說，也是最難煎熬的歲月。爸爸又被定為“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員了，並且跑到省城去告狀（上訪）。

在這日復一日的蹉跎裡艱難地活著，任何一個希望都隨之消逝，“運動”也在我們家一步一步地升級。這樣，對我們留在家的人來說，自然日子是不好過得。那些人不僅想在政治上治於我們死地，在經濟上也同樣實行“專政”，停發我父母的工資。

這樣，我不得不輟學在家去撿鎢砂來貼補家裡，因為林場不僅不發爸爸的工資，就連媽媽也只給八塊錢的生活費，僅夠買口糧的錢。這種時代提供的是“精神之路”，彷彿想把我們一家逼上絕路，就連高呼的口號，在我聽來都是晦澀的，好像一種偉大的理想在呼喚，打死我們，打死了也白打死（這年夏天，林場革委會要我說出我爸爸藏在什麼地方，我說知道也不會告訴你們，被場革委會的人拋進水壩裡（此人安徽人鳳陽人，成份是貧下中農，義務兵轉業到這裡來的。他跟“上海青年”的曖昧，我在長篇小說《企業女幹部》中，做了詳細描寫），他們叫喊淹死我就像淹死一條狗。當時我並不會游泳，是怎麼從水壩裡爬起來的我也不清楚。媽媽找他們評理，也同樣遭到毒打！

這一切都使我不由得疑惑不解：為什麼是這樣？雖說這裡的山水很美，卻充滿了鬼魅的“紅色”色彩。而每一場“運動”都對我們家進行肆無忌憚地“洗禮”。在他們每一次的縱慾之後，留給我的是無窮的憂傷和洗不盡的恥辱，同時也知道“寒人”更野蠻。

這一年，媽媽兩次住進了醫院，也下了兩次病危通知書。第一次是在春天，爸爸在家，是他去醫院照顧的；第二次爸爸跑了，這個重擔就自然落在我身上。我在搶救室裡守著媽媽六天，終於脫險了。媽媽搬出搶救室對我說，她不能死，“如果我死了的話，你們倆會更苦。”這就是媽媽活下來的唯信念。媽媽搬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我就帶著弟弟回家去了，因為弟弟還要讀書（醫院離家有二十五里）。

這個陽光下的冬天很躁，很久沒有下過雨，大山好像沒有多大的變化，青山依舊裝點了一些豔麗，但一股股寒風嗖嗖地颳著地面，綠色中也顯露出清寒。總場的廣播裡天天有打倒爸爸的口號（是一個贛州人，本來是下放到農村，因他家裡人當了一點官，走後門進了墾殖場。他姓許或徐，當時擔任團書記，在場裡算是出盡了風頭。別看他革命最徹底，卻也不過如此，最早離開墾殖場，一輩子紮根山區成了句屁話，或者說成了一句革命到底的謊言。聽人說，他是走後門來到場裡的。這幫人在回城時，比狗跑得還快），我走到那裡都遭人冷眼和欺侮，處在束手無策的兩難處境，使我痛苦不堪，心裡很不舒服。

回到家裡，我除了照顧弟弟上學外，就獨自進山去撿毛栗子（當地人叫錐慄），能給家裡補充一點糧食。

初冬的早晨，陽光更加體貼這青山。我一邊欣賞這紅的、綠的葉兒，隨風起舞，就憧憬我跟別人一樣做人。這時有一對喜鵲從我頭頂飛過，喳喳地叫。我的心突然湧起了久違的感情，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溫馨，但是什麼？我從小媽媽對我說，喜鵲叫是有好事到來，我相信媽媽的話，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