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並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裡，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裡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裡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珏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的臉，那兩片嚥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裡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麼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麼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後門，她才住進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痴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並未捱過打，她卻捱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後才褪荊她捱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那裡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她當場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裡。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作協分會）給人當作“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我有什麼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埃”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埃”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

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每天在“牛棚”裡面勞動、學習、寫交待、寫檢查、寫思想彙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來串連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裡來，高興拿什麼就拿走什麼。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別上“牛鬼蛇神蕭珊”的小紙牌，也常常參加陪鬥。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佔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給“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裡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食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麼能遮蓋祝怎麼壓得下去。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鉅鹿路，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裡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一樣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著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後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