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鉅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裡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後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我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

懷念蕭珊（2）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做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一片痴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著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嘆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裡得來的訊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幾次了。他們要我寫，只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只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裡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腳踏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僱到小三輪車去看病，看好門診回家僱不到車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只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裡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的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裡，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嘆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鉅鹿路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裡，有什麼用！“留在家裡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只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裡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裡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裡通訊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