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承，結果經常碰壁。哪兒也呆不長，工作時斷時續，生活時飽時飢。但那幾年，她多是住在沙灘低矮潮溼的小公寓裡，為的是便於到北京大學旁聽，堅持學習。

此時的楊沫，一顆年輕的心全部被共產主義學說吸引去了。她尋找共產黨尋找力量，尋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獄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為他們做些事情。

這個不滿二十歲的姑娘，開始拿起筆來參加鬥爭了。她的處女作《熱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東北救亡總會辦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來，這是楊沫思想和感情昇華的文字記錄，是她創作生涯裡第一個堅實的腳印。散文有條理而簡要地記敘了熱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壓農民的事實，對處於水深火熱的勞動人民寄予同情。楊沫幼時跟父母去鄉下收過租，那一樁樁農民交租賣地的慘劇撼動過她的心靈，因而當她有了階級覺悟以後，她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從心中迸發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這篇短文雖然顯得粗糙、簡單，但感情是真摯的，顯示了楊沫作品愛憎分明的特點。

這一時期她的創作熱情很高。她說，我不知深淺，但勇氣很足，得空就寫，寫散文、紀事、報道和短篇小說，用“小慧”的筆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報》副刊等報刊雜誌投稿，楊沫發表於1937年的四個短篇小說都是這一時期的創作。楊沫最初的創作有個特點，她不像一般年輕作家善於描寫身邊瑣事，抒發個人情感，她是一開筆就表現勞苦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現他們，替他們代言。《某家庭》、《死與逃》寫了一個工人、一個農民兩個普通家庭的悲劇，揭露日本侵略者傾銷毒品、奴役勞苦大眾的罪惡。前篇炳兒的爸被白麵癮纏身，日益墮落，喪失了人性；後篇小保媽被壞人勾引，抽起白麵兒，不能自拔，結果家毀人亡。《浮屍》描寫於老婆子的兒子上了漢奸的當，受他們招工的欺騙，喪失了生命，而於老婆子還在家裡苦苦地盼著兒子歸來，做著兒子發財、帶回白花花的銀元、花洋布還有幾匣子點心的夢。這一個個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摧殘勞苦大眾的罪行。

《怒濤》寫的是女知識青年美真割捨小家庭的愛，為大眾的幸福，犧牲個人感情投身火熱鬥爭的故事。小說還集中描寫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到農村宣傳抗日的場景。美真是一個熱情、誠摯的女大學生。在她十九歲上大學的那年，與青年昭相愛同居。慢慢地她對於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兒子的愛不能滿足了，她想著千萬個飢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靜地生活下去。但昭與她相反，他認為女人不應該離開家、丈夫和孩子去為什麼遠不可及的理想犧牲自己的幸福。衝突的結果，他們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熱的鬥爭。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靜的雛型。這篇小說，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時期讀文學作品，很容易受影響，“包括那些作家的筆調和文風，也會像白紙染墨一樣被吸收著。”楊沫承認：“魯迅先生文字的簡煉、凝重，無疑是會給我以影響的。”（《回憶我怎樣發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個短篇加起來不超過一萬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於集中日常生活帶典型意義的情節，從小處落筆渲染氣氛，表現國家危亡的重大主題。前三篇情節較完整，後一篇只是一個生活斷面，但都寫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變化。對這四篇作品，楊沫說：“為熱愛文學，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樣，騎著瘦馬，精神抖擻地闖蕩起來了……這四個短篇，今天看來，只能稱為'亭子間'文學。因為，我那時雖有滿腔的愛國熱情，雖有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楊沫認為她那時的作品“內容是空虛的、浮淺的，語言則充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腔調。”（《紅紅的山丹花》後記）這四篇作品確有生活觀察不深，細節描寫不夠，顯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時的楊沫，已能駕馭文學之筆，用短篇小說表現社會重大問題，塑造較鮮明的人物形象，這可喜的第一步，顯示出她的創作才能；也表明，創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學上的準備是充分的。

青春：在戰火中度過

1936年，楊沫第二次到香河教書時，認識了逃避在這裡的共產黨員馬建民。一個具有遠大理想，渴望獻身革命事業的女孩子，終於從馬建民那裡找到黨，找到了親人。她興奮、激動，積極地按黨的指示工作。五六年來，她與玄糾葛不和，兩個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來愈遠，矛盾終於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