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峰憤憤地說：“那些屍體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我最看不慣你這樣議論屍體的樣子。其實這個案子有最好的突破口，你們如果把那些屍體當人看，只要找到那些屍體姓甚名誰的話，再順藤摸瓜，就可以破案了。可是你們堂堂的公安局竟然一年多都找不出人家是誰，你們幹什麼的！？”

其實楊文峰一早就提出過這點，公安局當然也不糊塗，只是一年下來卻在最重要的破案關鍵上毫無頭緒，至今連受害人是誰都不清楚。梁科長低著頭喝酒，自言自語地說：“我說楊文峰，我們生活在不同世界裡。你覺得天經地義的玩意，我們卻無法辦到。這就是這個世界。”

“什麼不同的世界，這個世界只有一個！”楊文峰氣不打一處來。

“世界也許只有一個，可是我們卻生活在不同角落裡，不同層次裡，我們看到的世界也自然不是同一層的。你看的和我看的就是不一樣。”梁科長聲音中有了些認真，楊文峰也安靜下來，思索著梁科長的話。“如果是廣州市城市人口失蹤了，早有人報案，我們也可以對照屍體找到線索。可是，這十八具屍體顯然都是外地來廣州打工的農村人，他們背井離鄉來到廣州，大多數人不使用身份證租房子，只是十幾、幾十人擁擠在一起，我們根本沒有他們的任何資料。這樣的人廣州市往少裡說至少就有兩三百萬。每天幾乎都有人因意外或者疾病死亡，這還不算每天至少有十起失蹤案件。可是就算他們報到公安局，我們又能夠怎麼樣？這些民工，只要不鬧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他們就算死了殘了，誰又可以幫他們呢？這些打工者的家人又多在千里迢迢的內地農村，一般也就是逢年過節收到他們從城市郵寄回去的錢，才知道親人在外鄉怎麼樣、是否還活著。就拿我們這個案子中的十八具屍體來說，這些年輕的受害人的父母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早成為白骨了，我們到哪裡去找他們？你楊文峰說起來容易，倒好像我們不關心受害人和其家屬，你哪裡知道我們的難處！”

楊文峰不再言語。大家吃完後也就分頭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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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回到住處樓下，他開啟信箱，裡面只有一封李昌威的來信。李昌威保持每個月至少給舅舅寫一封信，楊文峰也無意識地每個月盼望他的來信。不像兩人在一起時的木訥少言的昌威，在信中他總是很“有條有理”的滔滔不絕。雖然昌威的這些“條理”並不符合楊文峰的邏輯，有些還讓他覺得難以接受，可他每次都把外甥的來信翻來覆去地看好幾遍。漸漸的，昌威這孩子給了他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一種是這孩子太簡單，使用了簡單的方式思考複雜的社會問題，使用了街邊盲流的單純和簡單的眼光掃視神秘莫測的大千世界；另外一種印象則正好相反，他從昌威的信中隱隱感覺到這孩子“真不簡單”，不簡單得讓這個有學問的舅舅都覺得深不見底似的。

上次他給姐姐打了電話，勸說姐姐同意昌威外出打工，他沒有告訴姐姐他真實的想法，他其實是想讓讀了很多書的外甥能用自己的眼睛多瞭解外面的世界。回到家，他開啟昌威的信。

舅舅：

我又自由啦，你給媽媽打電話還真管用，她同意我外出打工，我現在正和同鄉們一起坐在到上海的火車上給你寫信。

本來不想坐火車，有點貴，可是這段時間湖北境內到處是下崗工人堵截公路，還有農村一些喊冤的人抬屍體堵路，結果從家鄉到武漢的長途車多走了八個小時才到。到武漢後，我們就決定改坐火車。

工人下崗後聽說還有幾百塊錢，當然有的只有一百塊，可是這也比我們八九億農民要好得多呀，我們什麼也沒有，不是嗎？有時我就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鬧，何不像我們一樣揹著包袱到處打工去？是誰規定城市的人就一定可以當工人拿工資，農村戶口的人就只能揹著包到處流浪？這公平嗎？農民抬屍體堵路我就有些同情，農民有冤無處伸，有屈無處訴，只有抬著自己被屈死的親人的屍體才能夠引起當局的重視。

改革開放讓你們城市居民先富起來啦，其中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紛紛移民西方民主國家成為先民主起來的一部分，哈哈，我看呀，我們這些農民打工仔打工女，離開土地也就先自由起來。這就是我們有人先富起來，有人先民主起來，有人先自由起來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雖然現在心裡充滿彷徨和迷茫，但總覺得有希望。雖然我知道自由是有限度的，但自由的感覺真好。在武漢火車站，我們一起買好火車票，可是卻不許進入候車室，我們這些民工被安排在廣場上的民工候車處。我上廁所時，看到他們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