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的色彩很濃，政府決策經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據幾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好惡黑箱操作，所以針對一些高層的工作成為我們的重中之重。但是這層次的工作也最難於展開，大家知道，能夠透過一關關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踩著無數共產黨員的屍體爬到北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的幾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們早就對我們的意識形態武器刀槍不入，而且我們也無法使用經濟手段。”

“為什麼，我給你們的撥款和情報經費還不夠嗎？”總統忍不住問了一句。

“總統先生，我得實話實說，我們的情報經費完全不夠。中國的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幾乎都透過家屬或者子女控制了數十億的資產，除非總統你還想美國出現赤字，否則休想去收買他們。前些年我們使用綠卡作為誘餌取得了一些成績，因為這些高階領導人的子女大多對於自己的老一輩開創的事業是否可以紅旗不倒抱懷疑態度，都在紛紛暗中轉移資產到海外鋪後路。我們掌握了一些情況，也利用了一些情況。但是總統先生，這招已經不靈了，他們大多取得了美國綠卡甚至美國國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們搞清楚了我們的社會性質，已經不害怕我們會要挾他們。後來我們開始採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國公司僱傭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給他們近億元人民幣的年薪，讓他們在意識到自己重要性的情況下自願成為我們的‘中國問題分析專家’……”

“哈哈……”大家都隨著總統笑起來，“中國問題分析專家，好好！”

“他們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團等美國控制的跨國金融公司的中國部或者研究部任職，例如九十年代中國的政治局常委幾乎都有子女在這類公司任職。總統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然年輕一代的中國領導人上臺後也不例外，他們的子女既然在國內不能經商，那就到外資企業去任職吧，年薪都不少於一千萬美金。”

“這麼多？太過分了！”有好幾位搖頭表示不可思議。

“不用擔心，主要是企業出，除非有特別重要的‘分析’對我們有用，我們才會補助他們一點，不過那些企業也有需要我們幫忙的時候，我們並不欠他們。這就是我們中央情報局針對北京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的曲線救國的情報工作，過去我們獲得的大量的經濟政治情報，就是從這個渠道來的。當然我們也面臨著困惑，那就是這些子女大多並不關心北京黨政軍方面的絕密情報，他們的父輩畢竟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有些保密知識和原則的。加上最重要的，這些太子黨們是中國目前政治制度和體制下的幸運兒，他們潛意識裡都不會作損害那個政府的事情。這使得他們提供的情報具有片面性。”

“我們使用第二個層次的情報物件彌補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繼續說，“第二個重點工作物件就是中共黨政軍中的中高階幹部，由於高階幹部大多已經掌握實權，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有能力把手中的權力慢慢換成金錢和享受，所以我們工作成功的物件主要是那些中級幹部。我們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黃金萬兩兩手對他們開展工作，因為這些人的性格具有兩面性。這些人經過一段在中共體制內艱難的跋涉，大多處於不上不下的尷尬地位。他們心裡一方面羨慕高階幹部大權獨攬，靠貪汙腐敗享受金錢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變中國現狀，實行清正廉潔公平競爭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機會，他們都會很願意與我們合作。問題就在於‘找到機會’，由於做他們的工作有一定的難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們本部的間諜經營者（Master）親自出馬，而我們大多為白人，出動到中國大陸並不方便。所以我們對他們的工作只能選擇在海外進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黨政軍高階幹部到美國訪問和學習，我們的機會並不少。大校徐俊平就是這樣被髮展的。”

“我知道，但你們也有失敗，你們以為前國臺辦主任周明偉是哈佛大學培養的，於是就乘他到美國的機會擅自提高接待規格、開展說服工作，結果這人不買賬……”

“對，總統先生，我們原來以為他受到美國教育，會接受我們的……沒想到，他是堅定的中國共產黨員！”

“哼，他可是最瞭解美國的共產黨，就因為你們對他的工作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隱藏在華盛頓的間諜發現，結果周明偉回國後被調離了國臺辦，離開了重要的決策部門，這應該算你們的失誤吧！”

“是，總統先生，我們會改進，不過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最近有三位部長的公子入籍美國，他們可都是忠實的美國公民啊！”

戈斯神秘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