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聽白子明等人的彙報時，羅榮桓問：“你抓了這麼多人，殺了這麼多人，為什麼不向山東分局請示？”白子明無以對答。郭洪濤問白子明：“你們抓人、殺人所持的根據是什麼？”

白說：　“有口供。”郭問：　“在審訊中是否施用肉刑了？”

白承認用了肉刑。

郭說：“問題就在這裡，你用肉刑，逼問口供，他就只好按照你要的亂供，你就信以為真，這樣就越發展越多，使許多好同志被累。　”又說：“請你隨便拉一個人來，讓我吊起來拷打，他供出你是託匪，你是不是？”白說：“那不是”。

在羅榮桓的主持下，採取了緊急措施，進行了初步處理：

第一，無條件地釋放了一切被冤枉的同志，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恢復工作。

第二，解散“訓練班”，把從各縣集中起來的幹部一律放回，　回原單位工作，並將各縣縣委、區委的組織恢復起來，進行正常工作。

第三，改組了蘇魯豫區黨委，為了穩定局面，白子明仍為書記，郝中士、　郭影秋為常委、孔真、劉劍為委員。

第四，把“暗害分子”王須仁逮撲起來（實際是軟禁，槍支未繳，還配有警衛員和馬匹），押送一一五師保衛部。

第五，將少數在“肅託事件”中犯有嚴重錯誤或問題沒有弄清楚的人，送山東分局審查。

上述緊急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這些措施，從根本上制止了對廣大幹部和黨員的亂撲亂殺，從根本上扭轉了蘇魯豫邊區由於“肅託事件”所造成的極其險惡的局面，挽救了蘇魯豫邊區的黨，挽救了大批的黨員和幹部，恢復了黨的組織和黨的活動，對我黨在這個地區領導的抗日戰爭和抗日根據地的恢復具有重大的意義。

“肅託事件”的惡果

湖西“肅託事件”，到底殺害了我們多少黨員和幹部，到觀在還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據張子敬回憶，被殺害者有三百多人。抗戰勝利後，在單縣建立革命烈士陵園時，經他手收回的屍骨就有二百多具。隨羅榮桓到湖西處理“肅託事件”的一一五師保衛部秘書高揚，在回憶材料中說，被殺害者為三百零五人。金合法（即李正道，當時為沛縣中心縣委委員）回憶說，被殺害者為三百一十五人。劉劍回憶，被殺害的幹部約三百人左右。吳德勤（當時跟李毅、王須仁當警衛員）回憶，被撲者約六百人，被殺害三百多人。還有一些同志提供了一些內容大致相同的材料，此不贅述。綜觀之，這些同志回憶的數字，雖稍有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說，在這個事件中，被殺害者達三百人左右，則是毫無疑義的。

這些被殺害的同志，絕大多數是區委委員以上和部隊連排以上的黨員幹部。他們都是湖西抗日根據地開創時期的核心和骨幹，在人民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如王文彬，曾先後任我黨徐西北區委書記、蘇魯豫特委書記，人民抗日義勇隊二總隊政委、蘇魯豫區黨委*部長等職。曾率領邊區的人民和抗日的武裝進行了對漢奸王獻臣的戰鬥，深受邊區廣大人民群眾的信賴和尊敬。區黨委宣傳部長馬霄鵬、軍事部長張如、社會部長趙萬慶、湖邊地委宣傳袁汝哲、軍事部長尹夷僧、婦女部長常俊婷等等，在邊區廣大人民群眾中，都是很有威信，深受愛戴的幹部。再如，金鄉縣的翟子超、王鑑覽、張賓如，豐縣的康文斌、孫兆立、史為功、路光前，碭山縣的孟憲理、陳雪樓，魚臺縣的郭耕夫等等，都是當地人民抗日武裝的開創者，與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絡，他們在人民群眾中是旗幟、是榜樣。但是，這些好同志被當作“託匪”殺害了。這是黨內外廣大群眾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由於“肅託”，嚴重地破壞了我黨我軍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嚴重地打擊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過去，群眾見到了八路軍，象見到久別的親人一樣，那種發自內心的親熱，常使人淚下；這時，群眾聽說八路軍來了，多面有懼色，悄悄躲開。由於“肅託”，不少愛國的知識分子和抗日青年，遠遠地離開了我們，甚至已經參加了革命隊伍的人，也因害怕受累而逃離。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情景。

這時，國民黨頑固派則乘機打擊我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拼命擴大自己的勢力。他們採用種種造謠和欺騙的手段，把不少中間分子以至原來跟我們走的知識分子，籠絡到他們的隊伍之中。甚至接過“肅託”的口號，以“幫助共產黨肅託”為名，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銅北“千里井事件”就是一例。這些頑固派，都藉此發展了相當大的實力。後來，他們配合日偽專門破壞我黨領導的抗日事業，給我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