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求有月度會報。月度會報地點設在軍統局大院對面的漱廬。月度會報由唐縱主持，他以蔣介石代表的身份，對軍統局及其他情報部門呈送的情報提出意見和指出應當注意的問題。而此時的戴笠，除了負責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會報上沒有更多的地位。自從有了年度和月度會報後，蔣介石除有重大情報自己親自掌握外，其它的情報和行動全由唐縱整理分析後上報。這就使唐縱的地位顯得格外重要，特別是他出任軍統局的幫辦後，已看出蔣介石對戴笠有猜忌和戒備之心，為此他對戴笠及軍統局內部存在的問題能及時如實地向蔣介石密報。

蔣介石要求建立年度會報和月度會報，表面上看是為了發揮情報特工部門的整體效率，更重要的是他是想透過這兩個會報以唐縱的特殊作用來抑制戴笠。對蔣介石的這種手段，戴笠是十分敏感的，為此他在對鄧葆光的分析性情報上的做法也就能理解了。可是沒過多久，國際形勢的發展證實了鄧葆光的判斷。一九四五年四月，德國的希特勒自殺，強大的蘇聯軍隊攻克了柏林，緊接著德國宣佈投降。這年的六月，美國軍隊攻佔了沖繩，日本本土的最後一個堡壘失守，所有國土已完全暴露在盟軍的火力打擊之下。此時，蘇聯按雅爾塔會議的協定，正在積極向東線增兵，準備參加對日本軍隊的作戰。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儘管有些出乎戴笠的意料，但他已感覺到一個新的時機正向自己走來，那就是掌握勝利大接收的主動權，為自己在戰後的發展和立足打下基礎。於是，戴笠把京、滬、杭等東南沿海地區作為自己接收的重點。他在呈給蔣介石的報告中列舉的理由是：一、京、滬、杭一帶是抗戰前國民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失去了對京、滬、杭一帶的控制，不但國民黨還都計劃將成泡影，而且沒有江浙財團的支援將從根本上動搖國民黨統治的根基；二、京、滬、杭是日偽統治的中心，掌握和控制了這一帶的大中城市，也就控制了淪陷區的大局，不致在接收過程中釀成大的動盪和禍事；三、東南沿海地區共產黨所領導的新四軍勢力強大，如何在國民黨軍隊沒有到達之前，不使這一帶的中心城市落入共產黨之手是當務之急。

說實話，蔣介石也沒有料到抗戰的形勢會有如此的突變，更沒有想到戴笠會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對即將到來的接收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別是戴笠所列的第三條理由正是蔣介石的心病，因為他所有的正規部隊大都在西南和西北一帶，一時很難趕到東南地區。所以，當戴笠提出他親臨東南沿海佈置接收工作時，很快就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戴笠臨行前，得到了蔣介石的召見。召見時，蔣介石多次以“雨濃”稱呼戴笠，說話的語氣也懇切有餘。蔣介石此時心裡非常明白，在抗戰的這些歲月裡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員和特務武裝，是在淪陷區裡與日偽鬥爭的一支重要力量，現在他需要利用戴笠這支力量來完成還來不及做的事。戴笠對這心裡也是明白的，為此在蔣介石面前他有了已好長時間不曾有過的興奮。至於，在完成了蔣介石還來不及做的事後，是否真的還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戴笠似乎還沒有認真地去想過。

戴笠是帶著梅樂斯和杜月笙，一道來到浙西山區裡的小鎮淳安的。

戴笠邀請梅樂斯和杜月笙同行，目的是借用美軍在東南地區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幫會力量，控制和穩定東南地區的接收局面，不想讓異黨和異軍來插手。淳安雖然鎮小，但它獨特的地理位置給進退帶來了便利，而且此地與上海和南京及杭州都相隔不遠，所以戴笠選擇此地作為他準備接收東南沿海地區的前線指揮部。就在戴笠緊張地部署工作時，他從收音機裡收聽到了日本政府向反法西斯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的公告。於是，戴笠在淳安發出了最初的接收指令：（1）電令忠義救國軍軍調室主任劉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立即從餘杭去上海，與日軍總部參謀長今井武夫進行接觸，向日軍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傳達受降事宜；（2）電令軍統局東南辦事處處長李崇詩從建陽趕來淳安，部署“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特務武裝立即向淪陷區的各大城市集中，並嚴令忠義救國軍阮清源縱隊和郭路洲縱隊，在三至五日內必須徒步趕到上海。

從戴笠發出的這些指令來看，他的目光已緊緊地盯住了上海這個地盤。

為了搶時間，戴笠在淳安就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任命周佛海為上海市行動總隊總隊長。在任命電中，戴笠要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稅警總團和偽警察，防止漢奸內部生變和新四軍進入上海和南京，維護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慶方面的接收。戴笠後來考慮到周佛海手中的軍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