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較早的年代裡，在蘇里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見識且觀察力敏銳的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也表示過類似的讚美。1555年，巴斯貝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蘇里曼比作雷電——”他猛擊、毀壞和消滅一切擋道的東西。”巴斯貝克不僅對奧斯曼帝國的力量，而且對基於嚴格的人才制度的奧斯曼官僚機構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許多衰敗的徵兆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包括王朝的墮落、行政管理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軟弱。但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例如，伏爾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則稱讚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幾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透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贏得統治權。”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於天主教傳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於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對1776至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16卷《關於中國人的歷史、科學和技術等等的學會論文集》中。該書第十一卷於1786年問世，裡面幾乎僅收錄關於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產棉狀毛的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並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古典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愛的人．1778年，一位德國學者寫道，“我們怎麼能相信，在歐洲的導師希臘人會閱讀以前，東方諸野蠻民族已產生編年史和詩歌，並擁有完整的宗教和倫理呢？”不過，歐洲有少數知識分子確開始熱中於印度文化。歐洲一般公眾在這時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關德里“莫臥兒大帝”的財富和豪華生活的報道已使他們為之激動。1658至1667年間在德里侍候皇室的法國醫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對著名的孔雀寶座作了以下描述；我們可以想象出當時的人們對這段描述的反應。

莫臥兒大帝有七張豪華的寶座，一張寶座完全鑲嵌以鑽石，其餘的則鑲嵌以紅寶石、綠室石或珍珠。……但是，據我看來，這豪華的寶座的最奢華之處在於：支撐華蓋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麗的珍珠環繞著；這些珍珠又圓又明亮，每顆重六至十克拉。在距離寶座四呎的兩側，各有兩頂固定的傘；傘杆高七、八呎，傘上鑲滿了鑽石、紅寶石和珍珠。這些幸是用紅色的天鵝絨製成的，繡有花紋，四周圍以珍珠作緣飾。

隨著歐洲人逐漸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學，他們對印度及其文明的膚淺認識開始深化。印度博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的神聖的學問傳授給外國人。但是，少數歐洲人，多半為耶穌會神父，獲得了梵語、文學和哲學方面的知識。德國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年）就象萊布尼茨被中國人迷住那樣，著迷於印度哲學。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爵士向孟加拉亞洲學會宣佈，”無論梵語多麼古舊，它具有奇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任何一者更優美得多。”

六、歷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從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幾個時代中的地區孤立主義與19世紀的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的一箇中間階段。在經濟上，這一時期中，歐洲人將他們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擴充套件到世界各地，不過，他們還不能開發那些巨大的本陸塊的內地。雖然洲際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貿易量仍遠遠低於以後世紀中所達到的數量。

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