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根據不同階段的歷史任務，相繼提出並實施過不同的總路線即基本路線，有的是正確的，實踐上也是成功的；有的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這反映了黨對革命和建設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是一個十分艱鉅的探索過程。

路線就是一種對規律的把握。有了正確的路線制定，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堅實地走下去，一步一步地接近勝利，並且，不管環境有多麼惡劣，敵人多麼強大；也不管受到了多少阻撓，歷經多少艱辛，這個步伐都是不可遏制的。

這聽起來似乎有點難以置信，但我們常說，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這句話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到紅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實施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把中國革命不斷地引向勝利。

然而，王明等人自稱“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披著“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拿著共產國際的雞毛當“令箭”，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卻把革命引向了失敗。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做出許多錯誤的決議，比如：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是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在國民黨統治區，要求中共地下組織“用最大的力量去準備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全面肯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等等。這就使六屆四中全會開始的“左”傾錯誤發展到了頂點。

錯誤路線的指引，必定會造成戰略上的一系列失誤。

在1933年9月開始的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冒險主義者對客觀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分析和估計，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而奉從共產黨國際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為軍事指揮上的“太上皇”。李德實際上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實施一系列錯誤的作戰方針和戰略戰術。

每當毛澤東因軍事問題同秦邦憲發生激烈爭論時，李德總是站在秦邦憲一邊反對毛澤東。李德誣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為“遊擊主義”和“逃跑主義”，在反“圍剿”中完全照搬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地戰的經驗和蘇聯軍事學院的教條，使紅軍在作戰中連連失利。

毛澤東為挽救危局，以高度的革命責任心，數次提出打破敵人“圍剿”的正確主張，卻一再遭到李德等人嚴詞拒絕。這樣，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了，紅軍被迫開始長征。

第五次反“圍剿”使紅軍喪失了除陝甘蘇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三十萬人降到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

第二章 路線成就組織的宏基偉業（2）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可歸因於軍事路線的失敗，但透過軍事路線的失敗，我們還可以看到，它實際上還是一種政治路線的失敗。由於路線的不正確，引發了指導思想的錯誤，在戰略方針的選擇上出現了很大的區別。

那麼，這引發了我們對另外一些問題的深入思考：什麼樣的路線才能成為正確的路線？正確的路線從何而來？

在紅軍長征途中，也存在著路線鬥爭。張國燾在紅軍長征途中另立中央，再一次將中國的革命拖向險境。黨中央認為張國燾推行的是退卻逃跑主義路線，而張國燾反戈一擊，指責中央北上是一種無休止的退卻，是一種害怕敵人的逃跑路線。

紅軍沒有被大自然的險惡所征服，沒有被蔣介石的圍追堵截所摧垮，卻因內訌而分裂，使黨和紅軍走上了突圍西征以來最為驚險的道路，也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所走的一段最為艱險的路程。

中央紅軍脫險北上，勢單力薄地邁開了艱難的雙腳。

張國燾拉著左路軍南下，面臨絕路一條。

誰是誰非，許多紅軍官兵一時還難以弄清。但他們都認準一條：分裂對敵人是有利的，對自己是有害的。

王明與張國燾都犯了路線錯誤而不自知，完全在於他們沒有著眼大局的遠見，這種遠見需要具備超脫戰略之外的視野，這種遠見和視野，就是要著眼於民族大義，從歷史變局中找到規律。

2。 偉大的理論、科學的路線

如前所說路線解決的是途徑問題，共產黨在為自己設立了正確的綱領和偉大的願景之後，就面臨著怎樣實現這個願景的問題。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