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已經濃厚，因為已經有了一個博士點，在學校的地位重要起來。一批術業有專攻的老師是系科的中堅力量，重視學術研究的風氣也在我們的課堂內外瀰漫。有些老師講中國古代文學能夠從先秦講到元明清，有些老師既能講古代，也能講現代文學。有幾位碩士剛畢業的老師，學術上後來居上，受到學生歡迎。八十年代初期，不必說博士，碩士都很少了。我們一聽說哪位老師是碩士研究生，沒有聽課前就開始肅然起敬了。當時的中文系，教授只有幾位，許多老師艱難地評上副教授以後就退休了，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學術造詣深厚，可那時晉升的機會太少，更不必說當博士生導師。等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不再統一評審博士生導師，把許可權下放到大學時，這些完全可以擔任博士生導師的教授已經退休了。

我坐在大巴上進了這個校門，不到一年，學校易名了。

我個人喜歡那些從不自鳴得意而且不斷反省自己的學者，給我們上課的多數老師從不在課堂上說自己如何，說自己時會很有分寸。八十年代大膽自誇的人少，也沒有做學術包裝的風氣。有位老師，我讀大學時已經患病在家休息多年，他有一句話，在我們系老師和同學中流傳很廣：我是個講師，一堂課能有五分鐘精彩就了不起啦。這句話我至今難忘。我常常想不明白，現在有不少人為何那樣自信自負，甚至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一直找不到這樣的感覺，有的只是惶恐和敬畏之心。一個人如果因為自己的一篇論文或者一本書就膨脹一輩子，會讓旁觀者同情。一個人放大自己，就會縮小世界。令我欽佩的那些學者從不把自己經典化。後來逐漸形成的學術評價制度以及世俗利益的誘惑，扭曲了我們的許多同行。究竟怎樣做學者、做知識分子，在今天的大學裡仍然是個問題。前幾年讀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簡編》，他在後記中引用了金嶽霖先生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說，應當從一個人的學術文章中看到這個人的傳記。我閱讀時眼睛都溼潤了，覺得我們這一代學人太慚愧了。

天下公器（4）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學，我的那些老師們也正在由過去的革命轉向學術。轉型成功後來大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這座文質彬彬的城市在“*”時期“武鬥”劇烈，國內聞名，派系鬥爭也波及到學校。中文系又是學校最折騰的系科，那時派系鬥爭的陰影直到我們讀大學時還未消失。我後來在學校某個部門工作，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人事和文獻，才知道當年災難的深重。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能夠完全擺脫往昔的思維和做法並非易事。不僅我在的這所大學這樣，高校裡其實有不少知識分子的毛病就是那個年代落下來的病根。我在二六年為南方週末寫了一年的專欄《紙上的知識分子》，有不少感想就因我身邊的人和事而生髮，雖然不是針對這些。我在的這所學校有幾年從上到下曾經盛行匿名信，有人寫了匿名信後又設計栽贓別人，種種醜陋的言行幾乎讓人難以相信。比起八十年代，無論是我做學生還是做老師的前五年後五年，九十年代的大學沒有那麼單純了。可是，我們這個有明顯侷限的大學體制卻不能限制這些，有些人照樣官運亨通，照樣獲得種種榮譽。這讓我在一段時間難以釋懷。現在常說當下是“後革命時代”，這大致不錯。但在這“後革命時代”，階級鬥爭思維也在區域性殘存，有不少人仍在非正常的“革命”之中。而能夠把學術與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合一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教師在學校的地位幾乎是高於行政的。那時，做行政的人更多的是想轉到專業教師的崗位。系課的領導，即使是黨務工作者，多數也是兼職的，專職的很少。我們看見系和學校的領導，總是稱呼某老師，而不叫官銜。這些現在已經退下來的校領導，有機會見面，我還是稱他們某老師。差不多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才逐漸以職務相稱，習慣改變了。當時的學校，行政辦公的只有幾幢小樓，我到校辦去，發現除了書記和校長是各自一間辦公室，其他校領導都是幾個人同一間辦公室。

在我進大學後的第一個學期，有天接到系辦公室的通知，說系總支書記約我下午下課後到他辦公室談話，瞭解班級情況。我很緊張，趕忙去找自己的班主任，請教如何談話。我至今印象很深的一個問題是，我問班主任：我是叫領導書記還是老師？班主任想了想說，還是叫老師吧。我在約定的時間進了書記的辦公室，我稱他老師，他叫我同學。

此一時彼一時。現在如果稱呼領導是老師，在別人看來大概是不正常的了。大學的行政化問題眾所周知，行政化的危害也眾所周知。前兩年有個流傳很廣的順口溜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