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農民太貧窮了，捉襟見肘，只好寅吃卯糧。他們又要還債，又要交租，怎麼辦呢？就“二月賣新絲”，二月天呀，蠶剛剛孵化出來，就把今年的蠶絲先賣了。怎麼賣法？就是抵押給人家，先借一點錢來，等我的蠶結了繭，繅了絲，再把絲交給人家。“五月糶新谷”，五月裡水稻才插秧不久，哪來的新谷？只好先“賣青”，就是預先把秋天的穀子賣出去，到時候真的收割了再還給債主。“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表面上看這樣做可以渡過眼前的難關，但實際上造成了更大的災難，就像是把農民心頭的肉給挖去了！近代以來，這四句詩常常被作為獨立的一首詩，選進各種唐詩選本中，還曾經選進中小學的語文課本中。但事實上這首詩原有八句，剛才講的只是它的前面四句。那麼為什麼現代人要把後面四句刪掉呢？這樣不是不完整了嗎？讓我們看看後面的四句是寫的什麼：“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原來後面四句說到皇帝身上去了。詩人說，我希望君王的心變成光明的蠟燭，這根蠟燭的光不要老照著穿著綾羅綢緞的富人的豪華宴會，而要照照窮苦人家逃荒拋下的破草房。為什麼現代人常會把這四句詩刪節掉？我想原因可能是這樣的：詩人，也就是晚唐的聶夷中，他把希望完全寄託在皇帝身上，希望君主關注社會上的窮苦百姓，希望皇帝出面來解決百姓的生計問題。詩人沒有號召人民起來鬥爭，起來推翻封建制度。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唐代的詩人，聶夷中能這樣寫詩，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這首詩的前四句固然好，對貧苦農民的窘境的描寫可說是入木三分，詩人對農民的同情也是真摯、深厚的。但是後面四句詩也並非沒有價值，在封建社會里，一個讀書人的希望當然只能寄託在君主身上嘛。即使拿到今天的社會來，後面四句詩也依然有意義。當然我們今天希望的物件不是君主，而是社會上比較強勢的人群，就是公務員、企業老闆、新聞媒體的大腕等等富裕的人，有權力的人。你們的目光不要光盯著香車寶馬，盯著豪華的宴席，你們應該多看看社會的弱勢群體，多看看貧窮落後的農村，看看城市裡那些貧困的角落。也就是說，今天的強勢人群也應該讓自己的心變成一根根光明的蠟燭，也應該“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總而言之，唐詩中描寫民生疾苦的詩篇，有很多都非常優秀。儘管唐代詩人所揭露的那些具體的內容，像安史之亂，早已成為歷史了，有些現象也許永遠不會重現了，但是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都會有它本身的問題或弊病，都需要詩人或其他有心人來予以揭露，來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唐代詩人針對民生疾苦所提出的解決方法也許是迂腐不切實際的，但是他們透過這類主題所傳達出來的仁愛精神，那種關注社會上的窮苦人群，同情社會上的不幸人群的精神，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民生疾苦主題的唐詩，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最主要的價值就在於其中蘊涵的仁愛精神。我們的國家雖然不會爆發安史之亂，我們的人民也不再住在漏雨的茅屋裡，但是我們的社會依然需要仁愛精神。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和諧社會。現在大家都說要建設一個法治社會，這當然很重要，但是假如一個社會只有法律的尊嚴，那麼即使大家都遵守法律，都不觸犯法律，但那樣的人際關係必然是冷冰冰的，大家互不侵犯，卻缺乏溫情和關愛。只有充滿仁愛之心的社會才是溫暖的，才是真正和諧的。所以我認為在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讀讀民生疾苦主題的唐詩無疑是非常有益的。讓我們經常聽聽杜甫、白居易的聲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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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書稿整理完了，有些情況需要向讀者朋友（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我的聽眾朋友）作個交代。

雖然我在南京大學的講臺上已經站立二十多個春秋了，但當我踏上“百家講壇”的時候，心裡仍然有點發虛，就像剛畢業留校試講時一樣。因為我在大學裡講課，無論是針對本科生還是研究生，我講課的物件都是明確的。我備課時就知道我應該講什麼，也知道同學們想聽什麼。我講的課程都有明確的大綱，有些還有規定的教材，我的學生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知識背景。只要我認真地備了課，我走上講臺時心裡總是很踏實的。但是“百家講壇”就不同了，它的聽眾身份各異，它的內容也就眾口難調。2002年南大慶祝百年校慶時，央視科教頻道的編導到南大來錄製我講的《杜甫的文化意義》。那是在南大的教室裡講的，聽眾基本上都是中文系的師生，我講的內容與風格都與平時的講課差不多，講完後還當場回答了同學們提出的問題。那次講座的內容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