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鄉間時，遊國恩進城上課都須步行（後期有一半路可乘馬車），他的課都集中在一兩天內上完，授課期間住在城裡學校的教師宿舍。由於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薪水入不敷出，遊先生當時還兼了兩個差，一是在留美預備班講課，一是在雲南大學附中教國文，教學任務極為沉重。不僅如此，向來不過問家務的他還要負責買米和買柴炭。

遊先生每逢發了薪水，就從城裡買兩袋米，請肩夫挑回鄉間家中。有一次他隨著肩夫走到大西門，肩夫竟故意在亂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遊先生丟了米，就買了兩根甘蔗扛回家。夫人問他：“米在哪裡”？遊先生笑著說：“讓挑夫挑走了。”但他隨即又說：“他比我更需要。”關於這段艱苦的生活，遊先生曾寫過一首題為《昆明大西門外口號》的詩，可作為當時情況的寫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棲棲牛馬走，僕僕沮洳道。持此衰病軀，犯死換溫飽。搖搖戰風霜，城上有勁草。”［1］［1］遊寶瓊《遊國恩先生在西南聯大》

姜立夫、葉楷碾米

1937年，姜立夫因為夫人胡芷華（胡敦復、胡明覆、胡剛復的小妹）分娩期近，沒有隨同南開師生南下，暫時停留在天津等待夫人生產。9月份，兒子出生，半百得子，讓姜立夫非常高興，給他取名“伯駒”（姜伯駒後師從江澤涵，成為拓撲學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譽滿中西）。1938年8月，北方局勢惡化，姜立夫帶著全家遷到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取名“仲騄”。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已經在昆明組建聯大，要求姜立夫回校。

姜立夫牽掛著內陸的廣大師生，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兩個兒子留在上海，自己義無反顧地獨身前往聯大。此一別，八年不能相見，直到抗戰勝利後，姜立夫一家在上海團聚。

姜立夫隻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女婿葉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顧。葉楷1933年留學美國，1936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北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抗戰時任清華大學無線電研究所教授、西南聯大電機系教授、系主任。1943年，西南聯大數學系缺教師，姜淑雁到數學系任教。抗戰期間，姜立夫夫人胡芷華則在上海大同大學任教。

在昆明，姜立夫任西南聯大數學系教授，除了教學工作，他主要從事兩項重要的活動。

一是成立“新中國數學會”。這個學會是因抗日戰爭時期，交通不便，中國內地的數學家們鑑於當時西南的科學空氣相當濃厚，原在上海成立的“中國數學會”與西南各省無法聯絡而成立的。成立會1940年在西南聯大召開，選舉姜立夫為會長，理事有熊慶來、陳建功、蘇步青、孫光遠、楊武之、江澤涵、華羅庚、陳省身等人，陳省身任文書，華羅庚任會計。

二是受命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在陳省身的協助下開始籌建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28年，因國內現代數學研究基礎薄弱，當時未能成立數學研究所。後來在姜立夫、熊慶來等人的努力下，漸成氣候，條件成熟。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擬增設數學研究所，聘姜立夫為籌備處主任。當時他患病已久，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寫道：“十二指腸內有瘡，年來時發時愈，醫生諄囑節食靜養，教課之外，不許旁騖。”但是，為了現代數學在中國的發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經“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透過，數學研究所籌備處在昆明成立，姜立夫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對數學所研究人員的延聘、研究工作的開展、圖書資料的積累、經費的籌措、機構的建設乃至所址的選取等問題進行了周密的思考與論證，並馬上以極大的精力著手克服面臨的困難。陳省身先生在《立夫師在昆明》一文中指出：“立夫師任籌備處主任。他洞鑑了當時中國數學界的情形，只求切實工作，未嘗躁進，樹立了模範。”

當時聯大教授承擔著繁重的教學和科研任務，而生活沒有保障，大學者也要為吃穿勞神費心。

姜淑雁在《懷念慈愛的叔父姜立夫教授》文中寫道姜立夫、葉楷領“公米”和碾米的故事。因為物價飛漲，為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政府發給聯大的教授一種價格低平的所謂“公米”票，憑票可領取一種極粗的糙米。可是，管這種“公米”的人，也往往憑藉這點小小的權力刁難人，給領米的人不必要的難處，等到花費許多時間氣力把米領到手，卻米質粗糙，難以下嚥。姜立夫先生患胃潰瘍、十二指腸出血症，更不宜食用糙米。於是，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