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異軍突起，只怕此刻廣東鄉試早已舉行，洪承疇之子洪士銘南下廣東所為就是廣東鄉試事。

可以預見，在讀書人只有科舉晉身做官改變命運的一條路前提下，清朝的廣東鄉試一開，大量因為戰亂失去晉身之階的廣東士子恐怕對大清的科舉定是趨之若鶩。便是那些仍心懷故明的只怕也要動搖，畢竟清廷已經入關十多年，且擁有大半個中國，反之明朝卻是日落西山，苟延殘喘。兩相對照，讀書人便再有骨氣，也不能不為自己前途和家族利益考慮。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

在詢問洪士銘清廷廣東鄉試細節時，對方說了這麼一句。周士相聽後默然，誠然，打天下時為了迅速控制局面，阻嚇漢人反抗，清軍只用屠刀；治天下時卻要改用爭奪民心這個辦法，否則屠刀再鋒利，面對風起雲湧，前赴後繼的“反清復明”運動，清廷總有搬石頭砸自己腳的那一天。

所謂漢人的民心，向來只是那些士紳之民心，無權無勢的貧苦百姓從來不是民心的代表，他們習慣了士紳為他們代言。因此只要抓住士紳這個漢族的精英階層，不論是誰都能贏得民心。而士紳之基礎便是讀書人，有功名的讀書人。

孫可望當年率大軍西入滇後也開了科舉，此舉同樣使得雲南民心大定，讀書人紛紛參加大西軍的科舉，而不去問大西軍是否是流賊，大明的朝廷又在哪裡。

武人有奶就是娘，誰給我飯吃、肉吃，我便為誰賣命；文人便是誰開科舉讓我考試，讓我能有官做，或是有希望做官，我便效忠於誰。

文武非殊途，實一體也！

學得文武藝，售予帝王家。既然大明朝這個買主不在，那當然要投大清這個新買主，否則何以對得起自己的寒窗苦讀，何以對得起家中父母妻兒！

當初的周士相，同樣也是如此，他才不去理會什麼明清不明清，什麼華夷不華夷，誰能讓他參加科舉，誰能改變他的地位，誰能讓他的日子過得更好，他便做誰的官。

倘新會沒有發生那樣的變故，這刻的周士相，或許正在廣東貢院門口翹首看榜，一個名字一個名字找去，帶著父母妻兒的期望，帶著十分的希望，帶著對未來的憧憬。。。

“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裡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正是那些參加滿清科舉漢族士子最好的寫照。

哪怕再輕視那些科舉上來的官員，再鄙視他們的無能，周士相也決定開科舉，不是他心血來潮，而是早在新會時就有過籌謀，不過當初太平軍困守孤城，隨時都會覆亡，開科舉自然是痴人說夢的事。眼下太平軍實際據有三府數十縣之地，且名義上擁有廣東最高行政衙門布政使司，科舉當然可以開，這不僅是和清廷爭奪民心的重要手段，也是太平軍發展的一劑良方！

入鄉隨俗，現在是17世紀，是明清易鼎之時，也是科舉興盛之時，周士相不可能取消人心所向的科舉，改以開辦各式學校，剝奪讀書人透過科舉晉身做官這唯一途徑。這舉措太過超前，前進一小步是發展，跨上一大步卻是要蛋疼的。即便幾百年後，不同樣也有高考和公務員考試，雖形式變了太多，可本質不同樣也是科舉取士。相比注重血緣的世卿世襲制、注重空洞品德的察舉制、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度可以為平民百姓提供了價效比最好的參政議政機制，且更為公平、公正和公開。

前世所言科舉之害，多集矢於八股禁錮思想。其實，但凡要公平，就需標準化；但凡標準化，形式上的嚴謹必無可避免。從明朝立國之初到明亡以來的官場表現看，科舉絕非真正之害，也不在於其禁錮讀書人思想，而在於讀書人所學的聖人學問實是不合時代，無法跟上時代的發展而矣。

口中所言非心中所信，更非足下所行，封建科舉批次生產出來的不是什麼書呆子，而是一大批精於算計的偽君子。

書呆子才有氣節！

周士相不能不開科舉，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擋人做官不同樣也如殺人父母麼。

周士相要開科舉，此舉並非僅僅作為籠絡廣東讀書人的手段，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那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每個讀書人心中的夢想，周士相絕不能讓自己和太平軍成為讀書人夢想的敵人，所以他必須要開科舉。前世晚清取消科舉，結果短短數年“我大清”便吃了藥丸咯屁，這教訓可是深刻的很，也諷剌的很。

在沒有培養出自己的新軍功集團和新文官集團前，改革科舉或是廢除科舉，便是自毀根基，是自決天下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