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利於此，必有所不利於彼，或此之利益較增，則彼之利益必不得不稍殺。於是兩造常相搏，而制勝者惟恃強權。野蠻時代，強權常專在少數者，故幸福亦常在少數者，而得幸福者之多數少數，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

故縱覽數千年之世運，其幸福之範圍，恆愈競而愈廣，自最少數而進於次少數，自次少數而進於次多數，自次多數而進於大多數，進於最大多數。他日其果能有國民全體、人類全體皆得最大幸福之一日乎？吾不敢忘。若在今日，則最大多數一語，吾信其無以易也。

日進而趨於多數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

雖然，亦恃人力焉。

故學理明則其進也必速，學理誤則其進也必緩，或且凝滯不進者有焉矣。

西人惟悟此學理也，故數百年來，常循自然之運而進行。當中世之末，貴族與國王爭政權，貴族多數而王少數也。

（英國憲法原自貴族與王爭而得之者。）十六七世紀，人民與教會爭政權，人民多數而教會少數也。十八九世紀以來，平民與貴族爭政權，平民多數而貴族少數也。自今以往，勞力者得與資本家爭政權，勞力者多數而資本家少數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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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學理摭言１７２

多數之與少數爭，其初也必詘，其究也必伸，此雖不演進化之理不得不然，然常賴學理以左右之。蓋有學理則多數之弱者敢於相爭，而少數之強者不得不相讓。今日歐美之治，皆此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他日或能將此幸福範圍愈擴愈大，以馴至世界大同之運者，亦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

有宗教言以勸讓，有哲學家言以勸爭，兩者相劑，而世運乃日進焉。泰西之治，實頗賴是。中國儒家言，皆教讓之言也。其語在上之有權力者，教以保民，教以養民，教以利民，皆導之以讓而勿使濫用其強權也；其語在下之無權力者，則教以恭順，教以服從，亦導之以讓而勿使攖強權之鋒也。

夫使上下能交相讓，不亦善乎？而無如但有讓而無爭，則弱者必愈弱，強者必愈強，而世終不可得平。吾昔著《飲冰室自由書》，內一條論放棄自由之罪者，其言曰：“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

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為優者，務為優者則擴充已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為優者，各擴充已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故使多數之弱者能善行其爭，則少數之強者自不得不讓。

若曰惟讓而已，弱者讓而強者不讓，又將奈何？則其權力幸福，勢必為彼不讓者所攘奪以盡。

故中國教旨，雖以人類全體幸福為目的，而其政治之結果，實則使豪強民賊，獨佔幸福，皆此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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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梁啟超文集

幸福生於權利，權利生於智慧。故（詩）曰：“自求多福。”

幸福者，必自求之而自得之，非他人之所得而畀也。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數，則其享幸福者少數，其有智慧者多數，則其享幸福者多數；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數，則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數。其比例殆有一定，而絲毫不能差忒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國民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源，而欲強而予之，未有不兩受其弊者也。故德人祭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數之愚者，壓制少數之智者，為今日群治之病。而俄國宗教總監坡鼈那士德夫氏，亦著論極攻政黨及議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動學界，夫多數幸福之優於少數，天經地義，無可辨駁者也。而此等異論，何以能容喙焉？何以能動人焉？則以智慧程度未達於大多數，而欲幸福之程度進於大多數，未有不百弊叢生，而貽反對之徒以口實者也。泰西尚然，而況於中國之今日乎！然則我最大多數之國民欲得最大幸福者，其亦思所以自處法儒波流氏著一書，名曰《今世國家論》，亦駁擊代議政體之弊，而其論旨與德之奈氏、俄之坡氏異。波流之意，以為代議政治者，多數之專制也。少數者專制多數者固不可，多數者專制少數者亦不可；為少數之幸福而犧牲多數之幸福固不可，為多數之幸福而犧牲少數之幸福亦不可也。此固太平大同之言也，其奈今日世界文明之程度，固未足以語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