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代表誰？黃昏，當梅克斯親王前來道別時，他竟驚慌失措，連聲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倫王朝任“行政官”兩天後，凌晨５時，埃爾伯特政權的一名代表馬特阿斯·埃爾斯伯格在福熙元帥的私人車廂裡與盟國簽署了停戰協定，於上午１１時停止敵對行動。在那年的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時，他給一個被打得支離破碎的民族帶來了和平，但與此同時，他卻無辜地造出了所謂“十一月罪犯”的神話——即所謂是社會主義者出賣了民族。當然，輸掉戰爭的是德皇和德國的帝國主義將軍們，但威爾遜總統拒絕與他們簽訂停戰協定，堅持要與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強迫社會主義者去為自己未曾帶來的後果負責的辦法，威爾遜給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種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壞力進行揮舞。

（５）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末，希特勒離開了帕斯瓦爾克醫院，因為病人“除眼膜發燙外，餘無他訴”“適於服役”後來，希特勒在法庭作證時說，那時他只能看出報紙標題的輪廓，害怕再也不能讀書。“醫院的病歷”他抱怨說，“是在革命時期寫的。幾乎誰也得不到照顧；我們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連士兵的工資簿都未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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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派到十六團的預備營報到。營部設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經過了柏林——那時，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會執行委員會”手中——這是士兵、工人和“獨立和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聯合體。這個聯合政府已經開始社會改革，這在幾月前看來是不可設想的。它建立了８小時工作制；允許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老弱病殘和失業工人的福利；廢除報紙檢查制度；以及釋放政治犯。

希特勒雖然同意這些社會改革，但不信任發起改革的革命黨人：執行委員會是布林什維克的工具，是前線士兵的出賣者；其最終目標是另一個赤色革命。當希特勒前往設在施霍賓地區鄰近的圖爾肯大街的兵營報到時，他也碰到了同樣的叛逆精神。在當月的早些時候，這所設施已投靠埃斯納政權，受“士兵代表會”管轄。那裡沒有一星半點軍紀，兵營成了豬圈。人們對從開戰的第一天氣就在戰壕裡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許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這地方比曼納海姆還糟糕。特別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員們的行為。“他們的活動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決定儘快離開這個地方。”

幸好，他發現了一個對那個地方同樣厭惡的老戰友。“士兵中最懶、最厚顏無恥的、不屑說，就是那些從未到過戰壕附近的人”希特勒當通訊兵時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憶說，“那地方滿是懶漢懦夫。”

約在兩星期後，由於特隆斯坦戰俘營（設在通往塞爾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東約６０英里）需要看守人員，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議兩人雙雙報名前往。看守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革命軍人”前來迎接的是一位軍官。他下令站隊，但士兵們引為笑談：難道他不知道操練已被取消了嗎？第二天，士兵中除幾名曾在戰壕裡服過役的以外，其餘全被運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來了。

（６）在柏林，極左派團體“斯巴達克斯團”（斯巴達克斯系一奴隸，反叛羅馬人統治的領袖）在起義水兵的協助下，走上街頭鬧革命。這卻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義。到聖誕節前夕，首都已近無政府狀態。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勢頭沒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國，軍事和警察機構開始崩潰。

由於權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勢力突然興*？——即所謂的“自由兵團”這個兵團系由部隊內的右翼積極分子組成，具有希特勒那種保衛日耳曼帝國不受赤色分子破壞的熱情。

由出生於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的新一代組成的“自由兵團”為採取今天的行動，曾有過兩次準備。其一，是戰前的青年運動，即所謂的“候鳥運動”這些年輕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處遊逛，以尋求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大都來自富裕階層，鄙視從他們中產生出來的自由資產階級社會。他們堅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虛偽；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經濟是無恥和欺騙；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氣；藝術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學是虛假和商業化；戲劇是庸俗而千篇一律。”

他們認為，家庭生活約束了人，且不真誠。他們也認為，兩性關係，不管是婚內婚外，“貫穿著虛偽”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起一種青年文化，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家庭、學校和教堂的三位一體制。

這些年輕人常圍著篝火，席地而坐，在一個首領指揮下，高唱《自由戰士之歌》有時，他們或無言地注視著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