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牛律的物理學課程安排得特別容易，你可以毫不用功。在牛津上學的三年中只在剛入學和快結束時各考一回。找曾計算過，三年期間我總共用了一千小時的功，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時。我並不為我的懶惰感到自豪。我只不過描述當時我和大多數同學的共同態度：對一切完全厭倦並覺得沒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東西。我的疾病的一個結果就是把這一切都改變了：當你面臨著夭折的可能性，你就會意識到，生命是寶貴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因為我沒有用功，為了透過期終考我就打算做理論物理的問題，避免記憶性的知識。可是，考試前夜我由於神經緊張而失眠，因此考得不很好。我處於第一等和第二等的邊緣，所以必須接受考官的面試才能最後決定。他們在面試時問我未來的計劃。我回答說要做研究。如果他們給我一等，我就去劍橋。如果我只得到二等，我則留在牛津。他們給了我一等。

我覺得理論物理中有兩個領域是基本的，我可以做研究的，一個是研究非常大尺度的即宇宙學，另一個是研究非常小尺度的即基本粒子。因為基本粒子缺乏合適的理論，所以我認為它較不吸引人。雖然科學家發現許多新粒子，他們能做的只不過是和植物學一樣把各種粒子分門別類。相反的，在宇宙學方面已有一個定義完好的理論，即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當時在牛津沒人研究宇宙學，而在劍橋的弗古得·霍伊爾卻是英國當代最傑出的天文學家。所以我申請跟霍伊爾作博士論文。我到劍橋做研究的申請被接受了，其先決條件是我要得到第一等成績。但是使我惱火的是，我的導師不是霍伊爾，而是鄧尼斯·西阿瑪，我以前沒有聽說過他。然而，最後發現這是最佳的安排。霍伊爾經常在國外，我也許不能經常見到他。另一方面，西阿瑪總在那裡，他的教導總是發人深省，儘管我們之間經常意見相左。

因為我在學校和牛津並沒有學到許多數學，所以一開始時發現廣義相對論非常艱深，進展緩慢。此外，我在上牛津的最後一年發現自己的行動越來越笨拙。到了劍橋不久即被診斷患了肌肉萎縮性側面硬化病，在英國稱作運動神經細胞病。（在美國又稱作廬伽雷病。）醫生對於治癒甚至控制它的惡化都束手無策。

最初這種病惡化得相當迅速。因為我預料自己不會活到結束博士論文，所以看來沒有必要作研究。然而，隨著時間的過去，這種病的惡化似乎減慢了下來。我還開始理解了廣義相對論並在研究上有所進展。真正使我生活改觀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簡·瓦爾德的姑娘定婚。

我邂逅她之時大約便是診斷得了運動神經細胞病前後。這就使我有了一些活頭。

但是為了結婚，我需要一個工作，為了得到工作，需要一個博士學位。因此在我的一生中首次開始用功。令我驚訝的是，我發現自己喜歡研究。也許把它稱作工作是不公平的。有人說道：科學家和妓女都為他們喜愛的職業得到報酬。

我向龔維爾和凱爾斯（發音作基斯）學院申請研究獎金。我希望簡能為我的申請表打字，可是當她來劍橋看望我時，她的手臂因為骨折打上石膏。我必須承認，我應對她更為體貼才對。還好，她是傷了左臂，所以她還能按照我的口授填好該表，我再請另外的一個人打字。

我在申請時列入兩個人的名字作為我的推薦人。我的導師建議我請赫曼·邦迪作為其中之一。邦迪那時是倫敦國王學院的數學教授，他是一名廣義相對論專家。我見過他兩回，他還為我提交過要在《皇家學會會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在他有一次在劍橋演講後要求此事，他以迷惑的眼神凝視我，然後答應說可以。他顯然遺忘了我，因為當學院寫信問他時，他回答說沒有聽說過我。現在，有這麼多人申請學院的研究獎金，如果候選人的推薦人中有一人說對他不瞭解，他也就不會有機會了。但是那時競爭沒有這麼激烈。學院寫信通知我這推薦人的難堪的答覆，而我的導師到邦迪那兒去使他回想起我來。邦迪後來為我寫了一封也許溢美的推薦信。我如願得到了研究獎金，從此以後一直是凱爾斯學院的研究員。

我在得到了研究獎金後才得以和簡在1965年7月完婚。我們在蘇福克渡了一週蜜月，這是我們僅能負擔的。後來我們去了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舉行的廣義相對論暑期班。這是一項錯誤。我們住的宿舍充滿了帶著哭鬧小孩的夫妻，這使我們的婚姻生活不甚愉快。但在，這個暑期班在其他方面對我們非常有益，因為我結識了許多在該領域的頭面人物。

直至1970年止我的研究集中於宇宙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