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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西方衝突的根源

同盟國在簽署衛星國條約之後未能馬上與其他敵國締結相應的條約。過了幾年之後，才同日本和奧地利達成和平協議，但與德國的和約仍未簽訂。調解的中止反映了東、西方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和。這種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崩潰後在歐洲和亞洲出現的巨大的權力真空來予以解釋。這些真空在政治領域同在物質世界中一樣是不自然的、暫時的。很明顯，戰爭一結束它們就註定要被填補。問題僅在於由誰來填補、如何填補。

這一重大問題涉及到權力關係的根本性的再調整。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的再調整也是難以作出的、充滿危險的，正如拿破崙戰爭後的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危機所表明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傳統的權力鬥爭中新增了意識形態方面的爭端，權力關係再調整的進行變得更復雜、更危險。

在遠東，由於美國在對日戰爭中起主要作用，並毫不猶豫地在和平解決及戰後事務中扮演相應的角色，形勢變得很單純。在歐洲問題卻複雜得多。美國對它在歐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緒，因為美國人歷來討厭在和平時期捲入舊世界的事務。這種厭惡在美國民眾的立即“讓孩子們回家”的呼聲中表露出來——其實，這個任務完成得很迅速，戰後不出兩年，美國軍隊已從1200萬人減為150萬人。

美國的決策者們以為，由聯合國處理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恢復這類較大的問題會抵消他們從歐洲的突然撤離。他們還以為，戰爭結束時在已被解放的歐洲各國建立的臨時政權很快就會為自由選舉後產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們預計，隨著蘇聯在東歐居支配地位、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居支配地位、法國在西歐居支配地位，隨著所有戰時的同盟國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國，舊世界會找出公平的解決辦法。

這些設想一個一個地都被證明是沒有道理的。聯合國安理會因蘇聯行使否決權而陷於癱瘓狀態。在東歐，沒有出現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而是出現了蘇聯控制下的、略加偽裝的工具——“人民民主國家”。所預計的歐洲均勢也被打破了，因為英國和法國雖在名義上仍有“大國”的稱號，但實際上已不是蘇聯的對手。

當美國正在撤離歐洲時，蘇聯卻正在使自己在其東歐保護區內處於穩固地位。蘇聯的目標是：擴張領土，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皇的疆域；索取鉅額賠款，以幫助補償毀滅性的戰爭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在東歐建立能防止西方進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於蘇聯努力追求這些目標，便與西方列強發生了直接的、愈來愈尖銳的衝突。西方列強拚命反對“人民民主國家”，認為它們代表蘇聯地方總督，而不代表有關國家的人民。作為答覆，蘇聯人一再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有關希臘右派恐怖主義的報道；在希臘，雅典戰役之後的各屆政府都得到了英國的支援。正如詹姆斯·貝爾納斯所說的那樣；“每當蘇聯人遇到使他們煩惱或使他們處於守勢的問題，總是從希臘收集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報道，發動反攻，這是他們標準的工作程式”。

東、西方在德國的衝突更為嚴重，因為東、西方在那裡下的賭注更大。戰爭的結束使德國沒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員，在東部甚至連地方官員也沒有，因為他們在不斷推進的蘇聯紅軍到達之前就已逃走了。為了佔領德國，同盟國將它分為四個佔領區：東區（蘇佔區）、西北區（英佔區）、南區（美佔區）及與法國接壤的、較小的西南區（法佔區）。柏林也同樣被劃為四個區，為確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就設在這座城市裡。

當佔領國面對管理德國的具體問題時，它們發現各自的目標和政策根本不同。蘇聯人要求鉅額賠款，還想進行一場將他們的佔領區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革命——如果可能，他們還希望這場革命能將整個德國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為此，他們贊成建立一個能促進其最終的共產化、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德國。同蘇聯人一樣，法